我想说三点意思。

第一，不要孤立地讨论“百年诞辰”和“诞辰百年”。语言结构的使用，落实于句子，受到句法环境或句域环境的管控。“百年诞辰”固然可以成立，但“诞辰百年”一类说法不一定不能成立。看这个例子：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日子里，吴吉昌这个六十九岁的老人心情十分激动。（穆青等《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一文，原载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后选入高中《语文》第一册，“诞辰”在前，“八十周年”在后。

第二，把语言规范问题绝对化，一定要在此和彼之中判定一对一错，这不符合语言事实，也根本影响不了广大群众的语言运用。比如“十载寒窗”和“寒窗十载”，“小猫跳上锅台”和“锅台跳上小猫”，等等，都可以在不同语境中为了适应不同的表述需要而选用，并不存在一对一错的问题。

第三，从语言片段在句子中的结构配置看，当数量词“百年”之类是两个音节的时候，偏向于用在“诞辰”前边；当数量词多于两个音节的时候，偏向于用在“诞辰”后边。比较：

纪念周恩来总理百年诞辰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

由于“诞辰”是不变项，总是两个音节，“百年”之类数量词是可变项，比较灵活，可以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音节，因此，在实际语言运用中，“诞辰＋数量词”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数量词＋诞辰”。上面所举《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的例子，由于“八十周年”音节较多，说“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日子里”，念起来，比说“在纪念周恩来总理八十周年诞辰的日子里”更顺畅。

以孔子来说，假设在他诞生2222周年的时候，学术界举行讨论会，人们一定会说成“孔子诞辰二千二百二十二周年学术讨论会”，而不会说成“孔子二千二百二十二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邢福义)

“诞辰”是个地道的名词（意思相当于“生日”，它跟“生日”的区别，在于多了一层庄重色彩）。既然是名词，“百年诞辰”便是“数量名”结构，“诞辰百年”则是“名数量”结构。于是，讨论的焦点应当是：“名数量”结构在汉语中能不能成立？

我们汉语，一般的语序是“数量＋名”（不必举例）。不过也可以采用特殊的语序“名＋数量”。比方说，餐馆的采购员向老板报告采购的物品，往往会用“名＋数量”的形式来列举：“大青鱼三条、鲜猪肉半匹、嫩豆腐两板、卷心菜五十斤……”当然，这种形式是可逆的，可以变换为“数量＋名”，即“三条大青鱼、半匹鲜猪肉、两板嫩豆腐、五十斤卷心菜……”汉语中，也有一些组合是不可逆的，比如，“数量名”的“百年大计”不能说成“大计百年”，“名数量”的“母女两个”也不能说成“两个母女”。

多数情况下，“数量名”可以变换为“名数量”。例如：“十二卷军书”与“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木兰诗》）；“万里长城”与“长城万里（知谁许，看镜空悲两鬓霜）”（陆游《休日留园中至暮乃归》诗）。又如：“十里洋场”与“洋场十里”；“一潭死水”与“死水一潭”。

汉语的“数量名”结构中的“量”有时可以省略，如“一（　）人一（　）马一条枪”。这种省略了“量”的“数＋名”，有些也可以变换为“名＋数”。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陈毅《纪念宁沪解放十周年》：“席卷神州解放风，雄师百万下江东。”前者为“百万雄师”，后者为“雄师百万”，表达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如此看来，“百年诞辰”是一般的语序，“诞辰百年”是特殊的语序，两者都是合乎汉语语法的。

谁都喜欢我们的汉语多姿多彩，而不喜欢过分的整齐划一。就让“百年诞辰”“诞辰百年”以及其他同义的表达形式“合法”地并存，供人们自由选用吧！（何令祖）

“百年诞辰”可称为Ａ式，“诞辰百年”可称为Ｂ式。这两种格式都是合法的、规范的，不存在一个对另外一个错的问题，也不必人为地规定只允许使用一种格式而拒绝另一种格式。在实际使用中，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往往倾向于使用Ａ式，而很少使用Ｂ式，文风比较传统。内地Ｂ式用法逐年增加，占了压倒性多数。其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点：

一、事实上存在着不出现数字的“某某某诞辰”的用法，例如：“毛泽东诞辰”“纪念铁人诞辰”“纪念宋庆龄诞辰大型演唱会”“高尔基诞辰纪念日”。如果还要进一步补充说出具体的多少周年，那么，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一数字添加在后面，如：标题是“纪念宋庆龄诞辰大型演唱会”，正文则说“纪念宋庆龄女士诞辰一百周年大型演唱会……”。

二、“百年诞辰”和“诞辰百年”尽管在语义上，两者好像差不多，而且在某些语言环境里，两者还可以互换。但是，这两种表达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普通的陈述，重点是诞辰；后者则强调诞辰的数量，重点是计数。汉语句法结构往往把新信息放在最后面，“诞辰百年”就比较符合汉民族的心理认知，因为人们需要获知信息的重点往往是诞辰多少年。

三、更为重要的是，“名词＋数量词”结构，特别是表示时段的“××年”及其相关结构有其特殊的使用场合和作用，也就是说，“名词＋数量词”常常作为标题语出现，而且有扩大化的趋向。例如：纪念聂耳诞辰九十周年、汉语语法研究五十年、南极三十天、母爱三十春、中国城市雕塑六十年。

四、Ａ式跟Ｂ式如果交叉使用，就会在语言使用方面形成一种错综美，显得不单调，有变化。通常是标题使用Ｂ式，正文使用Ａ式。例如：

1．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标题Ｂ式）

今年正值李氏百岁诞辰……（正文Ａ式）

2．荷兰纪念印象大师凡高诞辰150周年（标题Ｂ式）

凡高博物馆为纪念凡高150周年诞辰现免费开放……（正文Ａ式）

也有标题使用Ａ式，而正文使用Ｂ式的。例如：

3．马连良百年诞辰纪念演出在京举行（标题Ａ式）

马连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演出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和中国文联联合主办……（正文Ｂ式）

4．纪念柔石百年诞辰大会举行（标题Ａ式）

昨天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诞辰一百周年……（正文Ｂ式）

总之，我们认为，“百年诞辰”和“诞辰百年”都是合法的格式，从发展趋势看，Ｂ式出现率高于Ａ式，这也是很自然的，既符合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也适应语言的交际需要。我们对这种语言现象，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研究，但是不必充当裁判员去判断是非。（邵敬敏）

历史的启示

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成分或新的用法，于是引起争议。例如“五四”时期曾讨论过“的”的分化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有人主张三分，即区分“的”“底”和“地”。有人主张二分，即区分“的”和“地”，不采用“底”，让它并入“的”。有人主张一律用“的”。经过实践，证明区分“的”和“底”不切实际，大多数作者区分“的”和“地”，也有人一律用“的”（如老舍）。这件事给我们以下列启示。

第一，语言问题的争议，谁是谁非要由广大群众的语言实践来下结论。

第二，语言工作者的任务在于依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预计实践的结果，提供恰当的建议，这样有助于语言的合理的发展。例如几十年前有人提倡区分“的”和“底”，于是就有人要求中小学教材中加入这方面的内容。由于语言学家指出这是不切实际的措施，才避免了浪费学生的精力。

第三，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属于两可。比如或者区分“的”和“地”，或者不加区分，只用“的”。这两种意见可以并行不悖。

现在谈谈我对“百年诞辰”和“诞辰百年”的看法。

二十多年前，曾经开展过关于这两种说法的讨论，意见未能统一。长期的语言实践已经证明属于两可。采取哪一种说法都不会引起误解，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主要指违反汉语的结构规律）。

从汉语的结构来看，数量词常出现在名词的前边，有时也出现在名词的后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百年”是序数，而不是基数。用基数形式表达序数，在汉语里并不罕见。把“第一百年”说成“百年”是省略的说法。之所以省略了“第一”，是因为节奏的需要，构成四字格，更能显示庄重。序数后置于名词有如“宝塔第七层”之类，语法上没有问题。（张斌）

编者附言

这次会诊，有三个没有想到：

一是“百年诞辰”还是“诞辰百年”，这本是一个老题目，没有想到仍会吸引这么多的读者朋友参加；

二是没有想到在参与会诊的各路高手中，竟集中了这么多的语言学界的名家，比如上海师范大学的张斌教授、北京大学的陆俭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邢福义教授、暨南大学的邵敬敏教授、复旦大学的刘大为教授……

三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老题目，竟碰撞出了如此耀眼的学术火花，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都对这一语言现象作出了崭新的思考，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展示“会诊”的全部内容（单刘大为教授的文章就长达七千字），但我们相信这一话题还会继续深入探讨下去。

目前会诊提出三种观点：一是对“诞辰百年”持抵制态度；二是认为两种句式均可，不必定于一尊；三是认为两种句式都有问题，但并不妨碍它们可以继续使用。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已经经受了几十年的语言实践的考验，在表达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如陆俭明先生所说，语言学家也正在努力从理论上把它们说“圆”，因此，我们的态度是赞成两说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