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媒体时代，媒介形态革新使信息内容传播呈现出技术赋能、议题泛化、集群效应明显、“后真相”加剧等一系列新特征[1]，由此重塑了碎片化、可视化、去中心化的舆论新样态。当理性的、中性的、非理性的舆论信息在智媒平台相互叠加且达到一定浓度时，会构建出一个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舆论情境，但当参与者的舆论素养不足以维系这种情境正常运作时，舆论便会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超出合理边界的舆论大规模流动造就了“舆论狂欢”的特殊景象，从而在虚拟与现实交互的多维空间中产生负面涟漪效应，不得不倒逼我们深入思考智媒时代的舆论素养问题。

舆论联结了分散的个体，使独立的人、事、物等通过信息内容交互的形式重新组合，从而构建起具有公共属性的强关系趣缘圈群。因此，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个体与社会发生交往关系的中介，这种“关系”的核心在于对某一特定问题所持的情绪、态度、心理、意见、信念，其中必然涉及的个体的个性成分会使部分舆论成为“感性的舆论”。而舆论素养作为理性的产物，就是中和或阻遏感性舆论的非理性走向的有效工具。

智能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强的“平权”属性，传播主体下沉化、传播载体多元化、传播受众垂直化等特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便利，但也使更多复杂虚假要素介入舆论场。因此，智媒时代的舆论包含一定民意，却并不全部代表民意，更不能完全映射民意。此时舆论的核心并非其内容，而是在流动过程中将人潜在的、隐藏的甚至被压抑的需求和愿望外化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维系正常社会关系的需要。但是，找到出口的愿望或诉求如果缺乏舆论素养的约束，就会使戾气、怨气、怒气一涌而出，破坏舆论生态。尤其在智媒时代的舆论生成阶段，经历“去中心化”的社会化媒体的参与性活动，会使其成为舆论进化的重要助推因素，舆论生产的第一关口开始绕过具有高度把关能力的传统媒体，直接转移到缺乏自治意识的自媒体、社交媒体及个人，舆论数量飙升的同时伴随着质量的下降，用素养来约束舆论生产已成为现实所需。在舆论流动阶段，受众会运用智能媒体，但未必能善用，反而有被负面舆论利用的风险，也更加凸显了舆论素养的重要性。

如何精准界定舆论素养？如果说舆论反映的是一定利益、诉求和需要，那么舆论素养就是对这些需求所持的看法和反映，以及背后所暗含的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准则立场等，总体上可视为人在面对舆论时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的真实水平，它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置身于舆论之外，真实冷静客观地观察、审视、把握舆论后以更合乎法律、秩序、伦理等要求的状态参与到舆论活动之中，具有一定的反哺功能。

舆论素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情境性，与媒体样态和舆论传播模式的变革紧密相联。传统媒介语境中，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模式使舆论流动性相对较弱，危害性较小，舆论素养主要面向舆论的高质量接收环节，总体包括舆论的触达能力、甄别能力、选择能力及思考解读能力。而在智能媒体时代，视听媒体、融合媒体的繁荣勃兴给舆论发展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其衍生出易变性、跳动性、对抗性等新的表征，舆论素养开始贯穿于舆论的整个生命周期，涵盖了知识层、情感层、审美层、品德层、价值层、操作层等多个方面的构成要素[2]，不仅侧重于对理性舆论信息的高质量生产、分解、传递与消费能力，对中性舆论的精准定性与科学引导、辩证性批判与欣赏、创造性转化与利用能力，以及对非理性舆论的打击治理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还要求站在舆论生态建构的高度去认知舆论，以中立、客观、理智的态度分析和参与舆论，培养引导、规范和治理舆论的主体责任意识，积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相应的工具。

智能媒体给予舆论空前的生存宽容，而舆论素养的意义就是以高度的自觉性驱动行动来回馈这种宽容，确保媒介空间清朗可控。

（一）还原时空关系，解构“非理性的共同体”。智媒时代的舆论流动更多是一种实时动态传播，是全民参与、广泛交互、深度沉浸的智慧化传播，其中夹杂着跨时空的主体想象和意义关联。人在智能媒体平台失去了对实际时间度量和空间距离的感知，舆论也由此进一步压缩了现实时空的物理关系，将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情绪、态度、心理、意见、信念，跨平台、跨时空、跨区域、跨维度地重新归拢在一起，实现舆论及其关涉性要素的二次聚集，从而导致偏见化、失实化甚至失智化的“后真相”现象频发。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陈旧舆论事件为何能一次次被重新挑起，与新的舆论爆点相叠加而引发重大风险的根本原因。于此，舆论逐渐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发展为群氓对情绪的困斗[3]，参与舆论实践的人从“想象的共同体”异化为“非理性的共同体”，而舆论素养的理性自觉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时空关系，将混杂在同时空的舆论事件、观点、言论等梳理分离，这种划边界功能可以破解“非理性共同体”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的联系机制，消除舆论所带来的“沆瀣一气”的负面影响。

（二）防止舆论审判过度，维护舆论监督的初衷。舆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因而承担着非制度化的社会监督功能。近年来的诸多舆论事件也已表明，智媒时代的民间小众舆论流动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朴素式愿景释放，远比其他暴力、危险、违法、违规释放范式的公共伤害性要小，且能发挥反向鞭策解决问题、传递正义期许、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作用。但问题在于，舆论监督并非民众权利意识苏醒与智能媒体赋权简单耦合的产物，而是部分社会群体在利益分配、政治参与、文化建构等场域中基于共同趣缘纽带而达成共同认知的结果。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监督行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知识共识、情感共识、道德共识、观念共识。当这些共识中的任意一种出现偏差时，舆论监督就很有可能演化为有组织的舆论宣泄，导致“舆论审判”过度扩张。同时，随着智能媒体使用愈加便捷化，舆论监督难以短期内被取代，这就更需要一种适用更多舆论场域、具有引导规训功能的“超共识”来驾驭和管制已有的共识。内生性的“舆论素养”作为一种经全社会广泛讨论并得到确证的普遍遵循，能对人的舆论监督实施更高层次的监督，防止其曲解舆论监督的初衷，成为私人贪占不合理诉求的工具。

（三）缓解社会结构紧张，劝服报复性冲动。社会结构紧张是因社会变迁而导致社会成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社会状态，当“以人身、财产和经济安全为代表的安全感”成为紧张程度的决定性要素时[4]，从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边缘群体和底层群体中发出的舆论会借助智能媒体迅速扩张，基于道义驰援心理的社会倾斜性关注和关怀性辩护会集结大量同一处境人群，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撕裂与对立。由此催生的舆论热潮又屡屡成为反向牵动新的社会问题而激化更深层次矛盾、催生报复性摩擦与冲突的风险变量。基于历时性视角进行宏观观测可以发现，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往往会使舆论中暗含的不安全感、不公平感、相对剥离感空前高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攻坚期和深水期，被泛情绪化、泛道德化、泛娱乐化、泛政治化等惯习所裹挟的负面舆论已隐约浮现于多个智媒平台，极易成为重大报复性事件的导火索。舆论素养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噬”这些舆论，矫正个体的心理动机和行动逻辑，劝服报复性冲动，又能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或震慑效应，使社会成员转而投身于解决实际问题，从源头调和社会紧张。

（四）倒逼平台重拾把关权责，遏制伦理失范。缺乏舆论素养观照与滋养的智能媒体技术化进步，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随着被需求程度和等级逐步提升，作为“人与人发生作用的唯一介体”，信息已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和发展动能，但“信息价值的大幅度提升必然催生信息商品化”[5]。作为信息传播的产物，智媒平台上的舆论也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利润增长点。在流量竞争趋于白热化的生存境遇下，部分平台受商品的逐利本质驱动而罔顾“把关人”职责，借助舆论实现流量增殖，甚至直接参与到负面舆论的生产和营销过程中，造成一系列伦理失范风险。舆论素养能倒逼平台从自我本位出发唤醒职业操守和理念，强化自我监管与反思，遏制伦理失范风险的蔓延。

舆论的复杂性和破坏性决定了舆论素养的重要性，而智能媒体发展的动态性、颠覆性态势则决定了舆论素养养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从整体性和全局性思维来看，舆论素养养成既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持久工作，需要贯穿舆论的整个生命周期，将舆论生产者、传播者、受传者、监管者都纳入其中，多措并举、持续发力。

（一）生产者：正确考量舆论的立场与面向问题，确保源头干净可控。智能媒体时代，舆论成为民众传递自我、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风险和危机不得不让舆论生产面临一个尖锐的立场问题：面向谁？或者说为谁服务？它事关舆论的内容倾向和后期走势。比如，爱国主义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真挚情感，需要借助口头或行动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基于怎样的立场和向度来表达这份情感，又会将舆论分成不同的形态。如果站在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服务的角度，就应该理性表达，产出更多包含时局分析、战略分析、策略分析等的正面内容，引导民众理性爱国。若只注重暴戾化的短时情感宣泄，则会使舆论进一步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思潮，反而对国家和民族不利。因此，舆论生产者借助智能媒体获得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舆论生产方法、手段、工具、技巧，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站位和价值面向，智能媒体并未给出答案，需要舆论生产者作出独立成熟的思考。

如何坚守正确的舆论立场和面向呢？落实到操作层面，一是要认识到“社会互联性”可能带来的负面涟漪效应。智能媒体时代，参与舆论实践的个人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处于复杂的社会互联关系中的一分子，任何细微的言论或行动都有可能牵连其他因素而引发舆论风暴。因此，每个人其实都是潜在的负面舆论创造者，对此要从态度上保持“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警惕性。二是要提升审美能力。审美能力就是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的能力和水平[6]，就是要在运用智能媒体创设舆论议题、发表公共言论时首先考量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后继的连锁反应是否会对他人、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逆的消极影响。只有在心理上保持这种审美趣味，才能阻遏内含“假恶丑”的负面舆论的流出。三是要学会及时止损。舆论素养养成的终极目的促使主流、积极、健康的舆论传播，但智媒时代的舆论具有很强的动态转化属性，这就要求舆论生产者不能在舆论产出时就以“好或坏”“是或非”“对或错”的二元对立标准对其定性，而是要培养动态素养，及时处置在演化过程中转向负面的舆论，确保舆论源头持久干净可控。

（二）传播者：深刻把握舆论的倾向性，强化优质内容分发和把关自觉。媒介平台作为信息内容传播的把关人，是决定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的主要因素，因此舆论素养的养成不仅要面向传播主体和受众，更要针对平台。智能媒体时代，舆论愈加复杂变幻，平台履行“把关人”权责的前提就是要全面总结把握舆论的规律表征，从信息生命、符号表达、认知心理、媒介环境等多个维度深刻认识其多面性，进而精准把握不同场景中不同舆论的倾向性。对于正面舆论，平台要大力培养宣传引导意识，但这种宣传不同于传统媒介语境中直接搬运式的宣传。智能媒体催生了信息过载、关注贫困、错失焦虑等一系列问题，受众变得越来越“挑剔”，平台的正面舆论引导必须紧盯分众化趋向，根据受众特征对舆论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培养“一次引导、多样改造、多向分发”的对口投递素养[7]，提供更多向上向善向好的舆论信息资源，让舆论引导“动”起来、“活”起来以增强用户黏性。对于中立性的舆论，平台则要将“他者为主体”和“自我为主体”的理念相结合[8]，既尊重受众需求，根据受传者喜好调整舆论内容供给，又要保持相对的主体理性，在关涉原则立场的问题上不妥协、不让步，切实发挥把关功能。而对负面舆论的打击与治理不能只关注短期成效，而是要紧扣全局目标，提升“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整改”的系统治理能力。一是要借助数据挖掘、内容分析等方法识别关键影响要素，提取核心指标因子，搭建负面舆论风险诊断模型和风险即时演绎系统来动态监测舆论走向，及时发现不端苗头。二是要提升舆论风险发生时的机动反应能力，有针对、有选择地限流违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扰乱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负面舆论，严厉打击以在全社会形成强大震慑。三是要构建舆论风险防控与治理效能评估测量体系，针对前期风险处置措施进行动态复盘，从中总结经验、优化工作方法。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宣传正面舆论、归正中性舆论、应对负面舆论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舆论素养养成的必然组成部分。

（三）受传者：增强负面舆论的免疫力，培养理性自觉。作为具有个性成分的舆论消费个体，受传者自身的理性自觉是提升舆论素养的关键。理性自觉的前提是对负面舆论具有免疫力，而免疫力成型的主要途径就是加强自我教化。受传者一是要进行网络素养、信息素养、电子素养、数字素养、媒介素养等方面的自我教化[9]。这些素养与舆论素养的使用场景和适用语境虽然有所不同，但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比如网络素养中提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智媒空间同样不是法外之地，要将几方面充分关联起来，相互约束，引导受传者清醒使用智能媒体以减少负面舆论失范行为。二是要加强社会责任感方面的自我教化。智能媒体时代，多数舆论受传者都获得了智媒使用权和舆论活动参与权，在“享用”权利的同时必须以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来守护权利。因此，舆论受众要自觉回归“我是舆论场一分子”的主体身份，在主动减少负面舆论参与行为的同时归位尽责、各展其长，群策群力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主流思想文化等，为舆论环境的净化贡献力量。三是要加强思辨意识和反思能力等方面的自我教化。当前，相当一部分受众接收负面舆论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其负面属性，因此要促使受众提升辨别意识，增强反思能力，在复杂混浊的舆论场中坚决抵制负面内容传播，助力“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向“红色地带”过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智能媒体时代，受传者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网络大V、网红充当着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这部分人尤其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自我教育，以自身的舆论素养来引领和驱动整个社会的舆论素养养成，并通过设置正面舆论议题、适当实施流量反操控等方式“因势利导形成相对稳定的意见结构”[10]，为全社会的舆论素养养成工作提供良好秩序和氛围。

（四）监管者：强化养成对象类型化管理，提升监管教育针对性。当社会矛盾凸显、敏感情绪多变、对立心态升温、舆论极化频现时，舆论生产者、传播者、受传者不足以遏制舆论走势，由政府部门监管素养决定的监管教育举措就成为缓解舆论恶化的关键因素。监管者要首先监管好自己，在提升监管素养的基础上开展舆论素养监管教育工作。家庭、学校、社会等也都要积极承担责任，打造综合立体的多主体协同管控教育矩阵。

一是要最大程度兼顾舆论素养养成对象的差异性需求，重点关注现阶段能在智媒平台主导负面舆论的社会底层群体和边缘化人群、青少年群体以及具有高度话语号召力的民间意见领袖，实施因人制宜式的类型化管理。第一类人群总体上属于“困难的群体”，他们生产和传播负面舆论的根源在于切身利益问题未得到及时充分的解决又无其他申诉途径，企图通过舆论造势的方式引发社会关切，对于这部分人应首先观照其心理诉求和利益需求，从源头上建立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社会关爱体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加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内容的教育引导，开辟公开、通畅、民主的沟通渠道，疏导情绪、化解矛盾，消除负面内容生长点。第二类人群属于“迷惑的群体”，他们更多是在盲目从众中扩散负面舆论，根本原因在于辨识能力较低又有参与智媒信息传播的冲动，因此要强化帮扶式的心智成长和思辨能力提升教育，使他们将智能媒体适应能力与使用热情用到正面舆论的宣传、中性舆论的归正等方面。第三类人群属于“想发声的群体”，发声的原因或是为了契合民众的关注期待以增强粉丝黏性，收割流量；或是对政府管控措施心怀不满而生发报复心理，企图煽动舆论进行施压对抗，对他们的素养教育应采用“打击+劝化”的方式，内容至少包含社会价值导向、公民社会责任、社会和谐关系建构等。

二是要掌握并遵循客观规律。舆论素养监管教育在本质上说是一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天然的循序渐进性、潜移默化性；监管教育对象的信息接收与遗忘特征、思想转化特征也决定了监管教育过程的长期性，因此要制定科学长久的课程规划体系并联入网格化管理系统，步步为营、久久为功，避免激进，逐步提升管控教育成效。

媒介变革在经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四次转型后加速步入智能时代。传统媒体向智能媒体的转变，带来的不仅仅是舆论样态的变化，更是原来侧重于理解、阅读及写作能力的传统素养、信息素养到电子素养、数字素养、新媒体素养，再到舆论素养的重大飞跃。我们既要顺应客观规律，尊重舆论主体发声的权利，确保舆论生产和传输的必要性，还要充分考量舆论自净功能有限的现实，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来约束舆论。舆论素养作为一种内生性的不可替代资源，已经成为约束效能最大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因此，伴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更，舆论素养的养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恐怕只有起点，尚不能谈及终点。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陕西网络舆情态势研判与风险防控策略研究”（编号：2022M035）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舆情专项“重大事件中网络舆情、民意与执政理念协同发展研究”（编号：2021ZXWT02）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明德.智媒时代的舆论素养及其养成[J].青年记者,2022(18):28-31.

智媒时代的舆论

智媒时代，舆论成为“信息-情绪-关系-行为”的集合体，舆论治理也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舆论的酝酿、生成、传播、爆发等有哪些新变量、新特点？如何构建健康的舆论生态？

①青记独家丨智媒时代的舆论概念演进与舆论治理转向

②青记独家丨智媒时代舆论的特征、实质及对策

③青记独家丨智能媒体加剧了舆论极化？

④青记独家丨智媒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内涵、问题与破解之道

⑤青记独家丨高级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形态及其省思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