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挂靠任何机构，不自我定义，写作我们自己想写、想看的东西。”这是林秋骞在其自媒体账号“荡秋千的妇女”发刊词中的一句，此后总是固定出现在每篇文章的末尾，这是这群写作者们一直坚持、渴望让ta人听到的话。
她们总是关注一些不被看见的人，比如在春晚舞台上缺席的女性角色；她们关注女性，在母亲节发布的文章，名为《我们用了一个月，和妈妈一起学习女性主义》；她们勇于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我们期待，这种“公民的诞生”》，是自媒体账号受关注度最高的一篇文章。
“荡秋千的妇女”的创办者之一叫林秋骞，这个夏天，她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真正的媒体人。而在此之前，她曾是北京某高校校园媒体的主编，也曾是国内一家性教育自媒体的负责人。“曾经”这个词，意味着事物的变化。如今，那家校园媒体不再以原有的形式更新，性教育自媒体的团队也解散。去年11月8日，她联合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个新的自媒体账号，在有限的空间里，试图开辟一方能够容纳真实声音和自由写作的新天地。
第一次接触采访与写作，是2016年，我上大一的时候。当时，我加入了大学的记者团，开始给校园媒体写稿。我大学并不是学新闻，而是学心理学。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很好，想着大学去读中文系，但填报志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作为理科生报不了中文系，最后就选择了心理学，想着之后再转系。但校园媒体的经历让我直接放弃了转专业——因为我发现自己对新闻专业有了巨大的兴趣。而以心理学的学科背景去做记者，也挺好的——心理学代表了微观的视角，是关于人性的。比如在青少年杀人事件中，利用心理学，可以分析青少年的人格、家庭背景。之后，我又去辅修了社会学，补充相对宏观的看待事物的视角，用以分析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背景。渐渐地，我所有的课余精力都给了校园媒体，甚至后来它开始影响我正常的学业。就像一滴墨水滴到纸上后，墨迹不断地衍生、蔓延，无法抑制扩散的趋势。在做一篇北漂租房的“特稿”时，我跑到北京五六环的地方去采访，采访完再在凌晨坐两个小时地铁赶回宿舍。当时我和部员一起采访了一些在校外租房的同学和青年，想知道ta们为什么会选择租房，其中遇到过什么困难。那篇文章后来成为了编辑部内部当期最认可的稿件，并成为了那期校刊的封面稿。同时，我还主笔了一篇关于理发师的稿子，相当于那期杂志六篇稿子里有两篇都是我主要参与的。当时一下子就觉得，“不一样了”。我当时正处在“墨水将整片纸染成一个颜色”的阶段。别人的认可让我意识到，我有兴趣做记者，而在这种兴趣的驱使下，我肯定也能把它做好。大三的时候，我成为了校园媒体的主编。在那里，我找到了“做新闻”这件事的意义，还遇到了一群很不错的人，ta们一直保持着对新闻和特稿的热情。人们都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新闻业的黄金年代，现在则是新媒体时代，而在校园媒体的编辑部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人们的精神气质，仍然是新闻黄金年代的气质。心理学上讲，人在二十四五岁这个年纪，会出现存在主义的危机，那就是，“我到底是谁？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存在？”在校园媒体，我找到了自身面对虚无世界的一根浮木，依托于它，我可以摆脱自我认同上的迷茫。我可以做记者这件事，成为了我存在着的意义与价值。2019年，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我所就读的高校出版了一本“宣扬TXL和不婚不育”的教材，引发了对教材主编本人的人身攻击。作为校园媒体主编的我，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以科普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回击。文章发布之后，只存活了两个小时，就没了。那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被各部门围堵。我很气愤，为什么污蔑的、反科学的文章可以存活，还在不断被传播，但我的文章就没了？我当时就想找那位主编老师，跟她做一次采访，写一篇稿件。大概在那年4月的时候，我以参与式采访的形式，申请加入主编老师本人的课题组，开始了调查研究。第一次进课题组开组会，老师和我聊了四个多小时，她知道我是校园记者，也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于是就把她的一个公众号介绍给我，让我负责运营，做相关内容的传播。自此我开始做性教育自媒体。主管公众号之后，我设立了新的部门架构，包括新闻部、文艺部、漫画组等等，组织了一次招聘面试，找到了70个来自全国各地想为这个课题组做事的人，成立了公众号的第一个写作团队，开始开选题会，写稿件。其间编辑部正常运作，还进行了主编的换届。这样的状态维持到了2022年8月，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团队最终解散，公众号还给了课题组。在团队解散的三个月里，我几乎什么工作都没做，每天都在问自己：我到底想做什么？我是要做性教育传播，或者女性和性别议题，还是纯粹以我个人的兴趣为导向呢？现在做的自媒体账号其实就是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的产物。我们的发刊词里写道，“我们不挂靠任何机构，不自我定义，写作我们自己想写、想看的东西”。我想明白了，我一直是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这些议题可能关乎自由、公权力、底层生活，我要去做的，就是我感兴趣的、想看的、同时市面上还没有的东西。其一，就是去发出最“直接”的声音，里面所承载的议题就是社会性的、公共性的议题，我们也可以做调查内容。其二，在很多性别议题公众号越来越商业化的情况下，我们要坚持做真正的女性议题，不做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记者节，一直是我从大一开始每年最喜欢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在写关于记者和新闻的事情。但2022年的记者节，我发现自己没有看到一篇好的记者节文章。我很失望，也很沮丧。那天下午我想，我要写一篇记者节贺词，并把它当作自媒体的发刊词。我从晚上5点写到7点，发给其ta人看了一下，稍微修改了之后，9点就发了出去。我当时很激动，它像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感召，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件事它一定会在记者节那天发生。去年11月8日，“荡秋千的妇女”发布的第一篇推文
总有人说，现在没有空间了。我想，我们也可以在限度内，再创造出一些空间。即使行业在不断下行，但仍然有人在其中坚持，保持热情，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后来，每篇发布的稿件末尾，我们都会把发刊词重复一遍。现在做的自媒体的定位，是非常侧重于新闻性和公共性的，它不太需要我们刻意去思考选题。之前我在一家社会媒体的时候，主编告诉我们不要追逐热点，而是要创造热点，去发现一直存在于身边，但是没有被深度挖掘的事。这就需要把思维触角打开，这样你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不断想着报选题的事。比如剪头发的时候，你跟理发师聊天；打车的时候，你跟司机聊天。在任何场景和机会里，你都要随时吸纳这个世界当中变动的事件、信息和人物，这样就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选题。“记者”会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只要你不视而不见，身边到处都是选题。像《困在城中村的人，在等待希望——广州康乐村封控纪实》这篇报道，选题是不需要“报”的，这件事确实发生了，只要你不对它视而不见，而重要的是这个选题你能不能突破。我们现在主要是写新闻评论，另外一个类型就是调查报道。我们不太存在自上而下的选题侧重，什么事发生了，我们就写什么。但是发出来的稿子比例一定是性别议题居多。我们不会从“性别”这个入口去侧重。只是在出口上，只有性别议题能出来，大家也能够突破，写得出来。其它公共性事件，根本就发不出来、或者无法突破，即使它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也真的去做过调查，但是发不出来。比如第一个号里发了很多这类的报道，结果就是整个号都不存在了。性别议题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谈的争议性话题，但它也越来越存在“不能谈”的趋势了。我们这个平台真的什么都不能给人提供。我们没有固定酬劳，同时也没有任何背景，不是大企业，不能给你实习证明。我们唯一能够提供的，就是空间。相比于其它自媒体，现在做的自媒体能给予写作更大的讨论空间。有的选题在机构媒体，根本就过不了。而在我们这里，有许愿星的功能，你想写什么，我们就倾尽所有人的努力，把想写的东西实现。所以当时确实存在一些在职的记者，她们的选题在机构无法通过，转而来到我们这报题。她们什么都不要，只想写出报道，把这件事完成。即使是所有机构媒体都能通过的选题，在我们这里有更大的写作尺度。而何为尺度，有一点就在于归因。尺度的界限在于你将真正的影响因素谈论到了什么程度，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的讨论是会对真正的因素视而不见的。像《我们期待，这种“公民的诞生”》（下文简称《公民的诞生》）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得很直白。我们类似于江湖野人的状态，而其它都是有帮派的。帮派之间相互认识，都要脸面，我们就“不要脸”，有话直说，做得不好就是不好。在一个“不要脸”的状态下，就能实现写作空间的自由。除了最大的压制之外，其它的我们都不在意。因为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没有公司也没有投资。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愿望而存在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反而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创号前三个月，我在想要走安全路线还是危险路线。后来就想，我们这里什么都不能提供，只能提供空间。那我们就把“空间”最大化。2022年11月8日，第一篇稿子，也就是发刊词，发出来时就被没了。那时候，我觉得反倒是对我真正在做、在说的事儿的认可。这个号的存留是我们唯一的红线。但第一个号的许多文章发出后都没了。可以看出，尺度不好预测，而我们没有做自我阉割。我们厌恶自我阉割的心态。当时编辑部里在讨论，大家觉得我们被这里的尺度规训得连写日记都要自我阉割，这是一个有害的心态，边界在不断内缩。所以我们要把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解放，而全部解放后必然会出现这种结果。写作的时候，我们以质量为标准，而非尺度。有些稿子只要有存在的价值，即便它的阅读量一定不会高，仍然会被发表。像《放开后，那些仍然不回家过年的人》，发出来的时候春节早就过了。一个不是热点、不沾性别、也不沾苦难的文章，它的阅读量不会很高，但在我看来它仍是一个新的视角。我们后来也发现，即使文章没了，但只要存在过1分钟，就有人保存和备份。所以我知道我在做有人真正想看的、同时市场稀缺的东西。它就像一锅饭，一端出来，大家像根本没吃过热饭一样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尽管这个饭可能马上就会被收走。但是那些把饭吃到肚子里的人，ta们会一遍遍地口口相传，就算讲也要把文章讲出来。在这个前提下，当你真正考虑内容的时候，传播效果、阅读量之类的已经不用考虑了，会有人帮你实现这一切。即使你看不见，它也已经传播开了。'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困在城中村的人，在等待希望——广州康乐村封控纪实》和《废除道德警察，是来自伊朗政府的假新闻｜抗争仍未终止》（以下简称《伊朗》）这两篇稿子都属于突发事件，而《伊朗》还是一篇独家的内容。那天网络上都在传播伊朗废除道德警察这件事，我们刚好有两个成员在欧洲，认识伊朗人，ta们就直接去问，问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编辑部记者拍摄，伊朗女性剪发明志
编辑部知道这个事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把采访提纲写出来了，ta们在课后就把采访完成了，非常快。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觉，我们意识到这是个独家线索，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我们马上分工查资料、写不同板块，开始轮班，每个小时都有人在工作。这是我们的第七篇文章，当时自媒体账号才成立一个月左右，粉丝量不到一万，那篇文章阅读量七万。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操作状态。在发现新闻的时候能以最快的速度反应，又能保证质量，能够这么做我肯定是没有遗憾的。这篇稿子，至少有三位编辑在一起负责，每个人都是一遍一遍地去看稿子。不过，即使在每一个编辑都看了很多遍的情况下仍然会出错。我们的参考文献里有伊朗的新闻网站，采访者说是地方媒体，我们就这么写了，但其实是官方媒体。我们没有去核查，也不会波斯语，后来被懂波斯语的读者指了出来。但当时即使被发现了错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固定时间下的极限状态。对我来说，仍然是很美好、很理想的写稿体验。在做稿中，问卷征集是一个普遍的形式。从征集的四五百人中找十个受访者，比自己通过微博、朋友圈等渠道去约访，质量更高，更有代表性，也可以做一些数据分析。例如婚育那篇的选题，偏向大众叙事，讲个人生活选择。如果要去讲这类故事，它不像是新闻热点，也不是一个危险的选题，选择的内容不够特别，存在的意义就没那么大。而找到的故事是否有特异性、代表性，这些都是需要数据支撑和证明的。在叙事的空间上，比如涉及到性别暴力的叙事，我们也可以给到大众故事存在的更多空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那种——并非到处都能被允许存在的东西。我在改稿时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规范：在不清楚性别的时候，代词不要用男性的“他”，而用ta。我已经养成习惯了，但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学术写作是没办法这么做的。只有在自己做的平台里，可以自己去创造规范。包括如果不是指代18岁以下的女性，我会尽量避免使用“女孩”这个词，感觉会有幼化女性的潜含义。据我的经历，采访女性的体验一般比男性更好，因为女性更善于表达。现在是一个女性话语的上升期，大家对女性议题都有基础的认知。但基础认知参差不齐，这时候写女性议题，也是最容易被骂的。女性议题如今正在分化，不是统一的状态。如何确定立意和主题，需要编辑部的成员和作者去共同讨论。实际上，比起考虑是否会被骂，更重要的是考虑什么是事件中的真议题，从对立的表面中寻求真实的冲突，将大众的认知向前推进半步，并促进共识的建立。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所传递的共识，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无论在什么派别里，它都是值得被传播的。比如伊朗女性的抗争就是值得被看到的。民主、自由、科学，是我们价值观底色内的共识，我们会不断去传播。共识内一些小的分裂，我们会提出自己的想法，也会给读者一些自己的思考空间。我对自媒体账号唯一的期望，是她的名字，“荡秋千的妇女”能够继续存在。其实她现在已经有存在不了的趋势了。我们的微博账号在实时广场和用户里都搜不到，有段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也搜不到。
“荡秋千的妇女”的转移和存续
之前我说我们一无所有，唯一有的就是这么一个名字。我们没有发稿压力、没有所谓的KPI，所有的人都自由自在。它不是一个商业行为。
现在机构媒体话语权正在收紧，自媒体话语权也正在下降，所有的话语权都在收紧。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媒体越来越少了。很多人离开了这个行业。而真正想做新闻的一些人，ta们一定是对社会高度关注的，ta们对社会的水温变化是很敏感的，同时也有很高的共情能力。社会在下行。一方面是越来越多不堪入目的事情正在发生，另一方面是这些事还被一些话语包装着，两种恶心并行而至，不断刺激着所有想做媒体的人。对社会有感知力的人都很痛苦，所以不断在离开。在发刊词里我说，身边很多人都“下车”了，但我还在做。我并不是一直都这样，我也有想过放弃。但是身边有一些行动派，ta们的行为鼓励到我。去年十一月，我就和编辑部的一些成员在聊这个事。有一个成员，ta写了一份很长的计划，类似于要去做记忆的留存、去做不为任何人而写的写作。ta说，即使我们现在写的东西不能在任何地方发出来、没有人看、甚至可能留不下来。但我们还是要去写，不管是在纸上还是Word上，要把它存在硬盘里。写作能记录下现在这个荒诞时代里发生的事情。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足以对抗虚无，能够让你找到存在的力量。因为在当时那种困难下，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求生的行为。你只有这样去做，才觉得有盼头。反正它留下来了，后人能看见，ta们就能知道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就像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能够把时代记录下来，用个人微观的历史叙事去对抗不断在生产谎言的宏大叙事。ta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努力。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记者，你不管在写什么，都是在对抗唯一的声音，在传递一个社会的真实状况。那么记者只要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我们不为任何人而写，只为真实和真相去写，让它们存在。即使只存在了一分钟，只要有人看过，它就能成为这些人记忆中的一部分。只要从零开始诞生了，它就已经永恒存在，永恒是能快于时间的。可能比较夸张，但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