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矿山上的雄鹰

王天海 

在牙买加的矿山上工作期间，我时常看到一种雄鹰，在碧蓝的天空下飞翔。雄鹰忽高忽低，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有时在下雨前、有时在阴天里，煽动着的翅膀、环绕在山顶，展现出优雅的英姿。国际友人说，鹰看似凶猛，其实对人类很友好。她们主要生活在矿山里，在坚硬的岩石中筑巢为家。雄鹰要经常出来给鹰“宝宝”寻找食物，以动物死尸为主。

鹰，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以雄健勇猛著称，有着惊人的超强意志。每当看到牙买加上空的雄鹰，我不禁想起飞翔在酒钢镜铁山上空的雄鹰，在云雾缭绕的天空中显得格外壮美。

镜铁山矿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祁连腹地，是酒钢的矿石资源基地，也是“铁山精神”的发源地。60多年前，正是因为发现了矿山，毛主席批复在西北建设钢厂。随后，才有了酒钢、有了嘉峪关市。去过镜铁山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条件极其艰苦，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有时7月天还要穿棉袄。邓小平来访后称为“艰苦中的艰苦”。然而，就是在这种异常艰苦的环境下，60多年来，一代代酒钢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源源不断输出铁矿石，延续了酒钢的发展道路。

去过镜铁山的人，总会被飞翔在矿山上空的雄鹰深深吸引。更值得赞叹的是，在雄鹰展翅翱翔的天空下，有一群不怕吃苦、敢打硬仗，敢干能干、作风过硬的工人师傅，积极践行“铁山精神”，埋头苦干、日夜奋战，牺牲陪伴家人的美好时光，奋战在荒凉偏僻的祁连深处，构筑起了酒钢的发展大厦。

当记者期间，我曾无数次去镜铁山采访。无论是生产经营亮点，还是先进人物事迹，或是矿山文化建设，不管在黑沟采场、桦树沟井下，或是在矿山宿舍、办公楼，亦或在去往镜铁山的火车上，矿山人的真挚、朴实和善良深深刻在我的内心里，如同一块块发光的铁矿石，散发着炽热的光芒。

去年8月份回国后，我在酒钢诚信广场的会客厅无意间看到了两只雄鹰的植物样本。鹰的体型、鹰的姿态，以及鹰展开翅膀的样子，像极了我在牙买加矿山上看到的雄鹰。那一刻，我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飞翔在加勒比海天空下的雄鹰，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

今日之酒钢，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非同昨日。但是，60多年前酒钢人建酒钢的精神，在今天不仅不能忘记，还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越是艰难越向前，这是酒钢人在戈壁滩上锻造出的独特本性和天然禀赋。困难再大，只要我们一点一点“啃”，总能克服；道路再长，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总能到达终点。“铁山精神”诞生于镜铁山矿，是酒钢人在艰苦环境中总结和提炼出的宝贵精神财富，孕育着酒钢人“二次创业”、开启新的长征路的丰富内涵，是酒钢人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挑战的精神“法宝”。

艰难困苦千秋业，顶天立地酒钢人。我坚信，曾经敢于战天斗地、卖命拼搏，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生存下来的酒钢人，一定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重重困难，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酒钢故事.我是酒钢人

“谢酒钢”的酒钢情

记者  蔺 乾

1969年，中苏交恶，刚刚恢复建设的酒钢被迫再次中断前进的脚步。看着已经安装好的设备被拆下来一车车地运往其他钢厂，已经在这片戈壁荒滩上坚守了11年的谢玉账再也掩饰不住伤心，放声痛哭。第二天，他就给刚出生不到三天的长子取名“谢酒钢”。

“酒钢”“酒钢”

“自打1958年酒钢建厂的第一天起，我的父亲就没打算离开，直到他去世。”“我的父亲没有读过书，他这一生只认得五个字。前三个字是他的名字，还有两个字就是‘酒钢’”。在谢酒钢的记忆里，父亲使过的力气他这辈子都赶不上，父亲吃过的苦他下辈子也吃不完。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谢玉账可谓与钢铁有缘，先后建设过鞍钢和八钢。1958年7月，谢玉账作为先头部队，从八钢来到酒泉县城。筹备组的一位负责人在汽车卷起的尘土中将第一批建设者带到酒泉城西20公里外的嘉峪关关城附近，指着兰新公路735公里路碑北侧的一片戈壁滩说：“这里就是酒泉钢铁公司。”

面对戈壁大漠，谢玉账和同事们在戈壁滩上挖出地窝子，搭起帐篷和马架房，发誓要在这里绘制蓝图。从嘉峪关市区开车向西不久，就会在路的北边发现有一池碧波“镶嵌”在黑色山崖之下，让看够了荒漠的人们一时间有些欣喜若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容量为6400万m3、主坝高28.2m、坝顶长140m的大草滩水库是谢玉账和第一批建设者们当年用铁锹挖、钢钎凿、手推车推千出来的。

1962年，整整干了4年的大草滩水库初步建成，但酒钢却下马了。留下来看守水库的谢玉账知道厂区缺水，便经常赶着牛车送水，害怕压环牛，他从不坐牛车，而是和牛一块走。在一次送水途中，牛受到惊吓将他撞到在地后，拉着一吨多重的水车压折了他的一条腿。谢玉账硬是从戈壁滩上爬回去，才捡回了一条命。

1964年酒钢上马，伤好出院的谢玉账被安排到修建部负责冶金厂区的土建施工。抱砖、扛水泥、抬房梁......在此后的日子里，尽快把酒钢建设得有模有样成了他唯一的心愿。1980年，由于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和旧伤复发，48岁的谢玉账提前透支了身体，病退回家。此后的日子里，病魔像压不住的野草，无情地折磨着这位“老酒钢”。

弥留之际，已经陷人昏迷的谢玉账突然反复地说着几个字，“酒钢”“酒钢”......

“我想他当时不是在叫我！”盯着墙上的遗像，谢酒钢的眼眶湿润了。

进不了酒钢的谢酒钢

1988年，正上初中的谢酒钢听说酒钢开始招工，于是果断辍学。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像父亲一样大干一场的时候，命运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谢酒钢，你看通知了没，又不招工了！”“啊！”正在床上做工人梦的谢酒钢听到消息，连忙穿着拖鞋跑去看通知。“你叫谢酒钢，咋还进不了酒钢呢！哈哈哈”......此后的日子里，潮水般的嘲笑淹没了谢酒钢。“你们说我没出息，那我干脆卖菜去好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个体户”还不太吃香。无路可走的谢酒钢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床到酒泉拉菜，天不亮再赶到嘉峪关出售。一来二去，他的腰包开始鼓起来。

“那时候，我父亲一个月的满勤工资是73元，我一天最不行都能挣50元。”谢酒钢说，当时他可是周围人中第一个“万元户”。

肩上扛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手腕上带着闪闪发亮的海鸥牌手表，屁股底下骑着永久牌加重自行车，腿上穿着深绿色喇叭裤......每当这个潮范儿十足的小老板“招摇过市”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可谢酒钢的心里还是忘不了那个酒钢梦。

1991年，谢酒钢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拿到了一份酒钢临时工合同。兴奋之余，他将积攒下来的两万多元钱全部拿出来，为父亲买了所住房屋的产权。“爸，我现在有固定收入了，这些钱留着也没用，咱把房子买下来吧。”从那之后，谢酒钢虽然拿着几十元的工资，可心里比吃了蜜还甜。由于和父亲一样踏实肯干，1994年，谢酒钢顺利转正，成为一名真正的酒钢职工，被分到了土建队，干着和父亲一样的活。

“你看现在的炼轧厂、焦化厂还有好多职工住宅楼那可都是我一块砖一块砖砌出来的。”当年卖菜的伙伴都成了大老板去深圳定居了，可谢酒钢丝毫不觉得遗憾，看着自己亲手建设的酒钢，他觉得非常满足。

终于能为酒钢出力

“酒钢是个老实人，干活从来不偷懒。”“酒钢干起活来可是一头牛，你体力不行还跟不住他。”“谢哥是我的师傅，人特好，工作中时时刻刻保护我，就是害怕我受伤......”提起谢酒钢，科力耐材公司炉窑工程部的职工没一个不夸他。

“我以前天天抱着‘红砖 ’，现在我天天和‘白砖’打交道。”谢酒钢所说的“红砖”“白砖”指的是普通的建筑用砖和耐火砖。

炉窑耐火材料砌筑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受生产节奏影响，不管是高炉还是加热炉，只要是更换内部的耐火材料，都不会留给足够的时间冷却，往往炉膛还是热的时候，就要进行扒炉砌筑作业。每次给高炉砌炉的时候，谢酒钢和同事们都要穿着厚厚的阻燃服，以防皮肤被热空气烫伤。温度高的时候，口罩外表材料甚至都能被塑化。

宏兴股份炼轧厂二高线的加热炉入口非常窄，要想进去那还得不断调整角度。有一次，谢酒钢奉命进人炉膛内作业，由于炉内空间狭小且温度非常高，没多久就到忍耐到极限，他赶紧往出钻，结果越着急越是钻不出来。眼瞅自己快坚持不住了，谢酒钢一咬牙再次退回炉膛里，从炉子对面一个隐藏的缝隙中钻了出来。

扯开衣服吞下几口水，谢酒钢才觉得能看清楚人影。原来，他在炙热的加热炉中停留时间太久，眼球大面积充血，造成了视力暂时性下降。十几分钟后，谢酒钢又瞪着兔子一样的眼睛钻进了炉膛：“你们别进了，我熟悉里面环境。”他对工友说。在炉子内作业的时间往往是按秒算的，但谢酒钢却能坚持10分钟，是作业时间最长的。有一次，宏兴股份不锈钢分公司一台炉子内部的耐火材料突然大面积脱落，为了赶订单，炉子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这就需要技术最过硬的人进去砌炉，谢酒钢当仁不让。

为了迅速降炉温，几台大风机对着炉口足足吹了2个小时，可炉温还是高达60多度。“继续吹，不要停。我要进去了。”简单几句对话之后，谢酒钢就一头钻进了炉膛。

“当时脚底下都是红的，鞋底烧得吱吱响。热气顺着裤管直往上窜，小腿都烫红了”“那你可以要求温度降下来再进去啊？”“单位领导也不让我进，可是酒钢现在这形势就这么几个品种在挣钱，等一天后它凉了钱也就没了。”

工作上的好职工，在家却不是一个好儿子。2014年，谢酒钢的母亲被车撞伤，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当时他正好接到一个急活，天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回家眼皮都睁不开，补几个小时的觉还要接着去现场。从母亲被撞到离世整整28天的时间里，谢酒钢只去过三次医院。“头七”还没过，他又主动要求去榆钢公司砌炉。

“那段时间我一边干活一边流泪。没办法，谁让我叫‘酒钢’呢！”他说。

程永海：开火车28年 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通讯员 王天海

“程永海干工作非常认真严谨，从火车故障检查到启动操作，再到设备检修，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很有条理，从不留尾巴。”运输部机务作业区炼钢车队甲班班长王平说。

在运输部机务作业区，开过火车的老职工多达四五百人。开火车是一项要求技术熟练、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火车司机在多年的出车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故，但炼钢车队甲班的程永海上班28年来当火车司机，从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平常说话少，做事沉稳，是程永海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机务作业区炼钢车队褚队长说：“他工作踏实，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操作标准作业，从不慌乱。”

开火车不仅要求技术过硬、头脑思维清晰，而且心理素质也要好。司机接到计划任务后，火车一动，脑子里就要立刻出现行程路线图，就要想到前方有几个弯弯道道，会遇到哪些意外情况，遇到意外情况怎么处理，哪些情况需要自己处理，哪些情况需要向生产调度汇报......显然，这些都是一名火车司机具备的基本素质，程永海做到了。

俗话说，安全工作是衡量工作质量的信号灯。程永海在安全方面不仅自己做得好，而且影响了身边的人。他带出来的徒弟个个都是精兵强将，目前炼钢车队甲班机长张仲洲、炼钢车队乙班班长韩存荣、嘉策车队技师董建军等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

据炼钢车队甲班一名职工介绍，程永海带徒弟要求极为严格。他要求徒弟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每一项操作规程都要遵守。有一次，一名新来的青工脾气倔强，干活毛糙，不听从安排。程永海立刻向班长提出：“这个徒弟我不带，干活太冒险，迟早会出事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程永海对安全的一丝不苟。

如今，程永海成了作业区的名人，很多年轻职工经常向他请教安全操作经验。集团公司特级班组——炼钢车队甲班班长王平经常和程永海交流，探讨安全工作心得，并将程永海在安全工作方面的具体做法向班组其他成员推广。

什么叫不简单？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成千上万遍地做好，就叫不简单。程永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火车司机，28年来，他驾驶的火车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这就是不简单。

附件4：

不让心中的梦破碎，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

马尔克斯

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中毕业九个月后，我会在当年最有趣、门槛最高的波哥大《观察家报》文学增刊《周末》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四十二天后，又发表了第二个短篇。

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报纸副主编兼文学增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笔名“尤利西斯”）专门撰文对我表示认可。他是当年哥伦比亚最具洞察力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新锐的捕捉也最敏锐。

事出意外，一言难尽。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妈的约定，我去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

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

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当年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读的全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现在读的全是经过二战漫长的出版沉寂期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鲜出炉、翻译出版的新作。

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许多其他作家。

新作陈列在书店橱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几本在学生咖啡馆里争相传阅，这些咖啡馆是活跃的文化传播中心，从外省来的大学生在这里汇聚，有些人年复一年，始终如一，不仅有专座，还在这儿收邮件甚至汇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员略施援手，帮不少人完成了学业。比起成天难得一见的导师，国内培养的许多专业人士亏欠他们的也许更多。

我最喜欢大诗人经常出入的风车咖啡馆，离我的住处只有区区两百米，位于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处。那儿不让学生占座，但躲在附近桌边，偷听文学对话，显然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学得好。

这家咖啡馆面积大，西班牙风格，配有圣地亚哥·马丁内斯·德尔加多手绘的壁画《堂吉诃德战风车》。虽说不能占座，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服务生把我安排到离文坛巨匠莱昂·德格雷夫最近的位子上。

德格雷夫蓄着络腮胡子，粗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当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学生灌一肚子劣质酒后才回家。没在那张桌边坐过的哥伦比亚文艺界名人屈指可数，我们躲在近处屏气凝神，纹丝不动，生怕漏听了哪怕一句话。尽管他们谈女人和政治的时候多，谈艺术和本行少，但总会谈到值得学习的新东西。

坚持去听的人全都来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书如命，而对沿海人反对内地佬的活动则没那么上心。

同为法律系学生的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带我畅游《圣经》，让我记住了约伯的同伴们的全名。一天，他把一本吓人的大部头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断言道：“这是另一本《圣经》。”

那本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读得断断续续，磕磕绊绊，直到耐心耗尽，难以为继。如此断言，为时过早。多年以后，当我不再心浮气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细研读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真诚的内心世界，还在语言运用、时态安排、结构处理等文学技巧上受益匪浅。

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学医，我们在苏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样，他也废寝忘食地读书。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的长子——表哥尼古拉斯·里卡多，让我时刻不忘家族美德。

有一晚，维加带回刚买的三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睡。

那本书是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假传为博尔赫斯所译，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它的开篇就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为世界文学瑰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些书很神秘，不但另辟蹊径，而且往往与传统背道而驰。事实无须证明，只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靠的是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山鲁佐德又回来了，不是生活在几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丧失所有、无法挽回的世界。

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

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了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

不知为何，我将这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变形记》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

说到底，我还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给任何一位同学看，包括法律系同学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只有他看过我在沉闷的课堂上写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写完那个短篇，我读了又读，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后专门给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没见过他本人——写了张字条，具体内容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把那个短篇加字条放进信封，亲自送到《观察家报》的传达室。门卫让我上二楼，当面交给萨拉梅亚。我光是想想就吓得腿软，把信放在门卫桌上，逃之夭夭。

礼拜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礼拜，消解礼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发布的《观察家报》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五生太伏，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五生太伏能买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

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礼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

我无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

就这样，我读到了我印成铅字的第一个短篇，报社画家埃尔南·梅里诺配的插图。我躲回房间，心跳不已，一口气读完。逐字逐句一读，我渐渐觉察出铅字巨大的破坏力。

我投入了那么多的爱与痛，毕恭毕敬地戏仿旷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读来，全是晦涩难懂、支离破碎的自言自语，只有三四句差强人意。时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读一遍，而我的评判——尽管心怀同情—却更加不宽容。

最烦的莫过于一大堆朋友拿着报纸，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对那个他们铁定没看懂的短篇啧啧称赞。大学同学里，有些很喜欢，有些看不太懂，还有些——完全可以理解——看了三行就没再看下去。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倒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了那个短篇，对他的文学鉴赏力我很难提出质疑。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的意见，他那张刀子嘴，连圈外人都敬而远之。我很矛盾，心痒痒的，既想马上见他，又不敢见他。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礼拜二才出现，对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这并不稀奇。他又在风车咖啡馆现身了，开口先不谈那个短篇，只说我吃了豹子胆。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你捅了多大的娄子。”他用他那双大眼镜蛇的绿色眼睛盯着我，“如今你跻身于知名作家之列，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彻底傻了，他和“尤利西斯”的意见在我心中分量最重。没等他说完，我就抢过话头，说出了一直压在心里的话：

“那个短篇狗屎不如。”

他的口气一如既往的强硬，说没时间，尚未通读大作，恕难发表任何意见。但他又跟我解释，即使那个短篇果真如我所说，难以卒读，也不致让我错失人生中如此良机。

“无论如何，那个短篇已经成为过去。”他总结道，“如今，重要的是下一篇。”

我茫然不知所措，居然愚蠢到想找理由反驳，直到我发现这是我听过的最聪明的劝告。他顺着思路往下说，让我先构思故事，再想风格，两者相辅相成，如古典作家手中的魔杖。

他又老生常谈地劝我要读通读透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不能仅限于荷马——中学阶段必读，所以我读过。我答应他一定读，并询问除了荷马，还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荐。

可他转移话题，说起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那个周末他刚读过。我没敢告诉他，或许那次谈话帮我解决了人生难题。当晚，我彻夜未眠，开始构思下一个短篇，第一个短篇里的漫谈将不再出现。

我怀疑跟我聊第一个短篇的人并非被故事打动——也许他们没读过，也肯定没读懂——而是因为它被大幅刊载在知名报纸上。

首先，我发现自己的两大缺点确实严重：文字不畅，不谙人心。这些问题在第一个短篇中尤为明显，其中的抽象思考本就让人疑惑，还将虚情假意大书特书。

我在记忆中搜寻真实的场景，拿来创作第二个短篇。儿时认识的一位美女曾对我说，她想钻进她怀中那美艳动人的猫身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它比我更美。”于是，我有了第二个短篇的故事起点，以及一个夺人眼球的名字：《埃娃在猫身体里面》。其余的跟第一个短篇没什么两样，纯属无中生有，因此——当年我们喜欢这么说——它们本身就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这个短篇也被整版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的《观察家报》上，插图画家是加勒比天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恩里克·格劳。我惶恐地发现朋友们将其视为知名作家定期推出的新作，而我却患得患失，疑虑重重，同时努力不让心中的希望破灭。

更大的冲击几天后不期而至。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以惯用笔名“尤利西斯”在《观察家报》的每日专栏上撰文，直入主题：“本报文学增刊《周末》的读者恐怕已经注意到一位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文学天才。”接下来又说：“幻想世界无奇不有，但将其精华质朴自然地表现出来，绝无虚张声势，并不是每个初涉文学的二十岁青年都能做到的。”

结语毫无保留地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意味着一名新的、引人瞩目的作家诞生了。

附件5：

写作就是我的幸福

卡夫卡

忘我，专注

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写作，还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

我现在，而且在下午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求，把我整个惶惶然的情状从心里写出来，就像它来自我内心深处那样写进稿纸的深处中去，或者就这样地写下来，使得我能把写下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吸收到我的心里去。

文章结局之难在于，文章再短小也要求作者在此处能踌躇满志并且达到自观忘我的境界。

我只是由于我的文学使命才对其他一切没有兴趣从而冷酷无情——此语的真实性或可能性有谁可以为我证实呢。

忘我不是清醒，它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

写作的尝试组成生活

我的生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写作的尝试组成的。如果我不写，我就等于躺倒在地，支配被人扫地出门。

我的生活方式只是为写作安排的，如有变更，那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写作的需要，因为时间苦短，力量渺小，办公室是祸害，住处嘈杂不堪，如果过不上一种美满的、道路坦荡的生活，那就只得使出绝招在曲折的夹缝中穿行求生。

孤独，卸下干扰

因此一个人在写作时越孤独越好，因此一个人在写作时四周不论多么寂静都不为过，黑夜还不太像黑夜。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们的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其根基在我的本质中而不在一时的状况中；为了写作我需要离群索居，不是“像个隐士”，这样还是不够的，而要像个死人。

人们必须伸进黑暗中去写，就如同进入一条隧道那样。

只有写作是孤立无援的，不栖身于自身之中，只是找乐和绝望。

抱紧写作的渴望

倘若我曾有一天除了通过写作和与写作有关之事而感到幸福的话，那么，我那时恰好正在无力写作之际，因而一切都像只船那样，刚要开航就翻了个底朝天，因为对写作的渴望无论在何处都是超重的。

我在面对任何一种干扰时总是怀着战战兢兢的恐惧紧紧地抱住写作不放，而且不仅仅抱住写作，还有写作必需的孤独。

找自己

有谁能从他的本身就知道他的处境如何呢？这种暴风骤雨般的或者滚滚翻腾的或者一片泥沼似的内心世界就是我们自己。但在这条暗地里自己铺成的道路上——语句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从我们的内心逼出来的，我们的自我认识暴露了出来。

我非常讨厌讲话。无论我说什么，总和我的意愿想左。讲话夺走了我所说的一切真诚和重要性。只有写作才是适合我的表达形式，我将始终保持这一形式。

我的整个身心都是针对着文学的，直到三十岁我始终坚持着这一方向，未有丝毫偏离；倘若有一天我离开这一方向，我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写作就是我的幸福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以不定什么方式有益于人的各种潜力，从来都在文学范围内。

我完全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灵感中，而且还实现了每一种想法。在这种状态中，我不仅感到自己已到了我的极限，并且达到了人类的极限。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绘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已使其他一切都成为次要，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凋谢并且不停地枯萎。除此而外再无别的事情能使我满足。

写作维持着我，如果不写作，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完全无法忍受并且必然以疯狂告终。

唔，我不要自由。只要一条出路。要是我到了随便哪一个地方，我就不想被一面木箱壁或相似的什么东西拘留住，而是要有一条出路，右边，左边，不管去哪儿，我不提别的要求，哪怕出路只是一种错觉，这要求不高，错觉就不会更大。往前走，一个劲儿往前走，只要不高举双臂，一动不动地紧挨一面箱壁站着。

附件6：

那时我们贫穷，却十分幸福

海明威

从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尽头走到塞纳河有很多条路。最短的一条是沿着这条路径直往前，但是路很陡，等你走上平坦的路段，穿过圣日耳曼林荫大道街口繁忙的交通车辆以后，来到一个没生气的地方，那里伸展着一条荒凉向风的河岸，右边就是那葡萄酒市场。它和巴黎其他任何市场都不同，只是一种扣存葡萄酒以待完税的仓库，从外面看去阴沉沉的像个兵站，或者俘虏营。

跨过塞纳河的支流就是圣路易岛，上面有狭窄的街道和又老又高的美丽的房子，你可以渡河上那儿去，或者向左拐，沿着同圣路易岛一样长的码头走，再向前走，便到了圣母院和城中岛（城中岛即巴黎旧城，在塞纳河中，圣路易岛的西面，巴黎圣母院即位于该岛的西部）的对面。

在沿码头的书摊上，你有时能发现有刚出版的美国书出售，价钱很便宜。银塔饭店楼上有几间房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把房间出租，给住在那儿的人在餐厅用餐享受折扣优待，如果房客们离去时留下什么书籍，旅馆中的茶房就把那些书卖给沿码头不远处的一家书摊，你就可以从女摊主手里花很少几个法郎买下。她对用英语写的书缺乏信心，买下这些书她几乎没有付什么钱，因此只要能得到一点薄利就马上脱手。

“这些书有什么值得一读的吗？”我们成了朋友后，她问我。

“有时候有本值得一读。”

“教人怎样辨别呢？”

“等我把它们读了就能辨别啦。”

“可这仍旧多少是一种碰运气的行为。再说有多少人能读英文书？”

“把它们给我留着，让我浏览一遍。”

“不行。我不能把它们留着等你来。你并不经常经过这里。你总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来一次。我可得尽快把它们卖掉。没有人能辨别它们是否有什么价值。要是它们原本是毫无价值的，我就永远别想把它们卖出去了。”

“那你怎样辨别一本有价值的法文书呢？”

“首先要有插图。其次是插图的质量问题。再次是看装订。如果是一本好书，书的主人就会把它像样地重新装订起来。英文书籍全都是装订好的，但是装订得很差。法国书一般为普通的纸面本，让人用皮革重新装订，比英美的硬面本高档。没有办法从这一点来判别它们是好是坏。”        

过了银塔饭店附近这家书摊，到奥古斯丁大码头以前，就没有别的书摊卖美国和英国书的了。从奥古斯丁大码头往前到伏尔泰码头再过去的地方有几个书摊出售他们从塞纳河左岸那些旅馆，特别是拥有比大多数旅馆都更有钱的顾客的伏尔泰旅馆的雇员那里买来的书籍。一天我问另一个女摊主，她是我的朋友，书籍的主人是否出卖过书籍。

“不，”她说。“这些书全都是他们扔掉的。因此人们就知道这些书没有什么价值。”

“是朋友们把这些书送给他们，让他们在船上阅读的。”

“没错儿，”她说。“他们准是把很多书都扔在船上了。”

“他们就这样把书撂下了，”我说。“航运公司保存了这些书并且重新装订好，它们就成了船上的藏书。”

“这倒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她说。“至少这样书就装订得像个样子了。像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有价值了。”

在我写作余暇或者思考什么问题时，我就会沿着塞纳河边的码头漫步。如果我散着步，有些事干或者看别人在干着一些他们熟悉的事，我思考起来就比较容易。在城中岛的西端，新桥南面，在亨利四世雕像的所在地，岛最终变得像一个尖尖的船头，那儿临水有个小公园，长着一片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而枝叶纷披。

在塞纳河中形成的急流和回水流经之处有不少适宜垂钓的好地方。你走下一段台阶到那小公园，就能看见捕鱼的人们在那儿和在大桥下钓鱼。垂钓的好地点随着河水涨落而变化，捕鱼人用长长的连接起来的钓竿，但是用很细的接钩线和轻巧的鱼具和羽毛管浮子钓鱼，老练地在他们垂钓的那片水域里诱鱼上钩。

他们总能钓到一些鱼，他们经常成绩可观，能钓到很多像鲦鱼那样的鱼，他们称之为鱼句鱼。这种鱼整条放在油里煎了吃味道很鲜美，我能吃下一大盘。这种鱼长得很肥壮，肉质鲜美，味道甚至超过新鲜的沙丁鱼，而且一点也不油腻，我们吃的时候连骨头一起吃下去。          

我认得几个在圣路易岛和绿林好汉广场该广场位于城中岛的西端，即上文提到的像尖尖的船头的地方。之间的塞纳河多鱼的水域钓鱼的人，有时候天气晴朗，我会买上一升葡萄酒、一只面包和一些香肠，坐在阳光下阅读一本我买来的书，观看他们钓鱼。

有些游记作家写到在塞纳河上垂钓的人们，把他们写得似乎是疯子，从未钓到过一尾鱼；但那是认真的饶有捕获的垂钓。那些捕鱼人大都是靠很少的养老金过活的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一旦通货膨胀，那一点儿养老金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还有一些是钓鱼迷，他们逢到有一天半天的休假就去钓鱼。

更适宜垂钓的地方是在夏朗通，马恩河在那儿汇入塞纳河，而巴黎的东西两边都适合垂钓，但是在巴黎本身也有非常好的钓鱼场所。我没有去钓鱼，因为我没有鱼具，而且我宁愿省下钱来到西班牙去钓鱼。

再说，那时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写作能告一段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得不出门，我可不想迷恋于此道而不能自拔，而钓鱼这活动是有它的旺季和淡季的。但是我密切关注它，学会一点有关知识很有意思，感觉良好，知道就在本城有人在钓鱼，有着健康的认真的垂钓活动，还把一些供油炸的鱼带回家去给他们的家人，总是让我很快活。

有了那些捕鱼人和塞纳河上的生活动态，还有在船上自有其自己的生活的漂亮驳船，那些烟囱可向后折叠以便从桥下通过的拖轮，拖曳着一长列驳船，还有河边石堤上高大的榆树，梧桐树，有些地方则是白杨，我沿河散步时就从不感到孤独。

城里有那么多树木，你每天都能看到春天在来临，直到一夜暖风突然在一个早晨把它带来了。有时一阵阵寒冷的大雨会又把它打回去，这样一来似乎它再不会来了，而你的生活中将失去一个季节。

在巴黎这是唯一真正叫人悲哀的时刻，因为这是违反自然的。在秋天感到悲哀是你意料之中的。每年叶子从树上掉落，光秃的树枝迎着寒风和凛冽的冬天的阳光，这时你身子的一部分就死去了。但是你知道春天总会来到，正如你知道河水冰结了又会流淌一样。当冷雨不停地下，扼杀了春天的时候，这就仿佛一个年轻人毫无道理地夭折了。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春天最后总是来临，但是使人心惊的是它差一点来不了。

附件7：

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

梭罗

在这美妙的黄昏，我的身心融为一体，大自然的一切尤显得与我相宜。

夜幕降临了，风儿依然在林中呼啸，水仍在拍打着堤岸，一些生灵唱起了动听的催眠曲。伴随黑夜而来的并非寂静，猛兽在追寻猎物。

这些大自然的更夫使得生机勃勃的白昼不曾间断。

我的近邻远在一英里开外，举目四望，不见一片房舍，只有距我半英里地的黑暗的山峰。四周的丛林围起一块属于我的天地。

远方临近水塘的一条铁路线依稀可辨，只是绝大部分时间，这条铁路像是建在莽原之上，少有车过。

这儿更像是在亚洲或非洲，而不是在新英格兰，我独享太阳、月亮和星星，还有我那小小的天地。

然而，我常常发现，在任何自然之物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天真无邪，令人鼓舞的伙伴。

对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人们来说，永远没有绝望的时候。我生活中的一些最愉快的时光，莫过于春秋时日阴雨连绵独守空房的时刻。

人们常常问我：“你一个人住在那儿一定很孤独，很想见见人吧，特别是在雨雪天里。”

我真想问问他们：“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也是宇宙中的一叶小舟吗？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我们的地球不是在银河系之中吗？将人与人分开并使其孤独的空间又是什么？”我觉得使两颗心更加亲近的不是双腿。

试问，我们最喜欢逗留何处？当然不是邮局，不是酒吧，不是学校，更非副食商店；纵使这些场所使人摩肩接踵。我们不愿住在人多之处，而喜欢与自然为伍，与我们生命的不竭源泉接近。

我觉得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

与人为伴，即便是最优秀的人相处也会很快使人厌倦。我好独处迄今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能有独处那样令我感到亲切。

一个真正的勤勉的学生，虽置身于拥挤不堪的教室之中，也能像在沙漠中的隐士一样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整天在地里除草或在林中伐木的农夫虽只孤身一人却并不感到孤独，这是因为他的身心均有所属。但一旦回到家里，他不会继续独处一方，而必定与家人邻居聚在一起，以补偿所谓一天的“寂寞”。

于是，他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学生怎么能整天整夜地单独坐在房子里而不感到厌倦与沮丧。他没能意识到，学生尽管坐在屋里却像他在田野中除草，在森林中伐木一样。

社会已远远背离“社会”一词的基本意义。尽管我们接触频繁，但却没有时间从对方身上发现新的价值。

我们不得不恪守一套条条框框，既所谓“礼节”与“礼貌”，才能使着频繁的接触不至于变得不能容忍而诉诸武力。

在邮局中，在客栈里，在黑夜的篝火旁，我们到处相逢。我们挤在一起，互相妨碍，彼此设障，长此以往，怎能做到相敬如宾？毫无疑问，相互接触的减少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重要交流。

假如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住一个人--就像我现在这样，那将更好。人的价值不在其表面，我们需要的是深刻的了解，而非频繁却浅薄的接触。

身居陋室，以物为伴，独享闲情，尤当清晨无人来访之时。我想这样来比喻，也许能使人对我的生活略知一斑：我不比那嬉水湖中的鸭子或瓦尔登湖本身更孤独，而那湖水又何以为伴呢？

我好比茫茫草原上的一株蒲公英，好比一片豆叶，一只苍蝇，一只大黄蜂，我们都不感到孤独。我好比一条小溪，或那一颗北极星；好比那南来的风，四月的雨，一月的霜，或那新居里的第一只蜘蛛，我们都不知道孤独。

附件8：

你只有依靠自己，不能混着活下去

路遥

文 | 路遥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每天都在发生着许多变化。

有人倒霉了，

有人走运了；

有人在创造历史，

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

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

降生到这个世界，

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

这边万里无云，

阳光灿烂；

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

地裂山崩。

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

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有针对性，要是乱说一通，大家会不满意的。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

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

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

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革，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一样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为的，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

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

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

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

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八二年，专业创作。

03

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

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

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

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这些和古代比起来，古代就不是这样。

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

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1985年夏末，陕西省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左起：子页  白描  贾平凹  路遥 京夫  陈忠实。这是陕西文学创作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尔后引发了“陕西文学东征”现象。照片摄于会议期间陕北毛乌素沙漠。一个多月后，路遥便一头扎进铜川陈家山煤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04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

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

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

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作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对这些大师挑剔。

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

05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六，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爬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X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附件9：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徐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东邻的屋院差不多成了一个荒园，兄弟两个都选了新宅基建了新房搬出许多年了。西邻曾经是这个村子有名的八家院，拥挤如同鸡笼，先后也都搬迁到村子里新辟的宅基地上安居了。我的这个屋院，曾经是父亲和两位堂弟三分天下的“三国”，最鼎盛的年月，有祖孙三代十五六口人进进出出在七八个或宽或窄的门洞里。在我尚属朦胧浑沌的生命区段里，看着村人把装着奶奶和被叫做厦屋爷的黑色棺材，先后抬出这个屋院，再在街门外用粗大的抬杠捆绑起来，在儿孙们此起彼伏的哭嚎声浪里抬出村子，抬上原坡，沉入刚刚挖好的墓坑。

我后来也沿袭这种大致相同的仪程，亲手操办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屋院到墓地这个最后驿站的归结过程。许多年来，无论有怎样紧要的事项，我都没有缺席由堂弟们操办的两位叔父一位婶娘最终走出屋院走出村子走进原坡某个角落里的墓坑的过程。现在，我的兄弟姊妹和堂弟堂妹及我的儿女，相继走出这个屋院，或在天之一方，或在村子的另一个角落，以各自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眼下的景象是，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我的第一反应是斑鸠。这肯定是鸟类庞大的族群里最单调最平实的叫声，却也是我生命磁带上最敏感的叫声。我慌忙披衣坐起，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冽的寒风里，一只斑鸠围着另一只斑鸠团团转悠，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

我竟然泪眼模糊。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堤。堤上是经过雨雪浸淫沤泡变成黑色的枯蒿枯草。沉落到西原坡顶的蛋黄似的太阳绵软无力。对岸成片的白杨树林，在蒙蒙灰雾里依然不失其肃然和庄重。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铜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筛两边分流了。

我久久地站在河堤上，看着那个男子走出沙坑又返回沙坑。这儿距离西安不足三十公里。都市里的霓虹此刻该当缤纷。各种休闲娱乐的场合开始进入兴奋期。暮霭渐渐四合的沙滩上，那个男子还在沙坑与石头垛子之间来回往返。这个男子以这样的姿态存在于世界的这个角落。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标准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自觉尚未无聊到滥生矫情，不过是较为透彻地意识到构成社会总体坐标的这一极：这一极与另外一极的粗细强弱的差异。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这是我回到原下祖屋的第二天傍晚。这是我的家乡那条曾为无数诗家墨客提供柳枝，却总也寄托不尽情思离愁的灞河河滩。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靓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缰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箩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在这个坐标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也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村庄背靠的鹿原北坡。遍布原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阴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释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茵陈，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卑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茵陈，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泡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暴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然后惊异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

椿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里，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便一波迭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

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丸番浓霜击打，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素净的田野。直到某一只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止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漫长的夏天。

夜幕迟迟降下来。我在小院里支开躺椅，一杯茶或一瓶啤酒，自然不可或缺一支烟。夜里依然有不泯的天光，也许是繁密的星星散发的。白鹿原刀裁一样的平顶的轮廓，恰如一张简洁到只有深墨和淡墨的木刻画。我索性关掉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感受天光和地脉的亲和，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鬼火飘飘忽忽掠过。

有细月或圆月的夜晚，那景象就迷人了。我坐在躺椅上，看圆圆的月亮浮到东原头上，然后渐渐升高，平静地一步一步向我面前移来。幻如一个轻摇莲步的仙女，再一步一步向原坡的西部挪步，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屋脊背后。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沛公军灞上”，灞上即指灞陵原。汉文帝就葬在白鹿原北坟坡畔，距我的村子不过十六七里路。文帝陵史称灞陵，分明是依着灞水而命名。这个地处长安东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渐渐被“灞陵原”“灞陵”“灞上”取代了。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在风高月黑的那个恐怖之夜，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大唐诗人王昌龄，原为西安城里人，出道前隐居白鹿原上滋阳村，亦称芷阳村。下原到灞河钓鱼，提镰在菜畦里割韭菜，与来访的文朋诗友饮酒赋诗，多以此原和原下南灞水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我曾查阅资料企图求证滋阳村村址，毫无踪影。

我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除了人皆共知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所指的灞桥，灞河这条水，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诸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脏污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自己烧水沏茶。把夫人在城里擀好切碎的面条煮熟。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一觉睡到自来醒。当然，每有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

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附件10：

我励志个屁啊，

全是20年的苦难婚姻把我逼到绝路

余秀华火了，全是因为她的诗！不可否认的就是她的诗全是写了关于自己的生活，关于自己生活里的一些感悟。

其实不单纯是余秀华的诗有着太多的舆论所在，她本人也是一个被大众所议论的存在。为什么大家喜欢她的诗，但又有一些人不承认她的诗，原因就是历为她的诗太露骨，而且还一度被称为是“荡体诗”。

“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开口就是直接点明了主题，一点也不含蓄。但在余秀华本人看来，我这是干干净净的在表达着自己的内心想法，没有遮掩的说出来，比谁都坦诚。

的确是这样子，哪怕是她在面对一些关于自己“成功学”“励志学”的时候。余秀华非常气愤的表示“我励志个屁啊，全是20年的苦难婚姻把我逼上了绝路”！

婚姻和家庭积压到一定的程度，它会让你受不了，这与生活质量无关，这比没饭吃更可怕。

余秀华表示大家都说我是励志，其实是你没有经历过这婚姻的失败，你不知道我这20年来是如何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何来励志一说！

余秀华其实说得没有错，在寻求自己婚姻解脱的过程中她是痛苦的，如果不是出了名，怎么会有机会放手一搏。

把她的苦难过程看成是励志，这对于一个敏感的诗人是讽刺的。

其实这些都可以从她的诗里找到答案，有人统计在2014年到2015年，她的博客里提到了爱爱有140多次。

看得出她是一个极度想要被爱护的女人，也正是缺少这些东西，所以她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婚姻是失败的，自己在生活之中一直很失败。

站在女人的角度，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得不到一段爱情，其实是可悲的，准确的说是挺失败的。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余秀华表示爱情一直离得我很远，所以我才不甘心这样子活着，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有着碰壁的过程。

我是一个俗人，肌肤之爱和灵魂之爱，到现在我都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甚至连体会过都没有。

我是一个率直的人，我是一个纯粹的人，不喜欢掩盖自己遮掩自己，包括对性的表达，这是我心里的一种美好。

真实的活着，在爱情和真正的婚姻面前，余秀华表示并不怕被人骂，那些骂我是出了名，就把老公给抛弃掉的人。

我只有对你们说一句“你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你们全是傻子”，正如周星驰电影里面所说的那样“你活得像是一条狗啊”。

诗歌写的是关于她的生活，是代表着一个女人在自己最苦难的生活之中，活出了最倔强的自己。

在获得了年度诗人称号之后，余秀华在台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励志个屁啊，全是20年的苦难婚姻把我逼到了绝路”。

但回想一下，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心愿活着，这本来就是一场胜利！

附件11：

余秀华：不虚伪是我唯一的好处

五年前，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这个名字，随着“农妇”、“脑瘫女诗人”等标签闯入了公众视野。

“所有的标签都是错误的，带着一种歧视。”

“我的身份顺序是女人、农民、诗人。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慕名而来的看客们，在这句引起无数争议的标题底下发现了诗意，发现了诗人——余秀华。

如歌手李健所说，余秀华的诗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有机的诗歌。她的诗，带有村庄、土地的朴实气息，混合着女性丰富、敏锐的情感神经。

那一整年，她几乎拿遍了整个诗歌界、出版圈的重要奖项，繁体版的《月光照在左手上》，获入选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年度10大好书，并被豆瓣读书推荐为该年度中国文学榜第一位。

《摇摇晃晃的人间》

她又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诗人。

出生时因倒产导致脑瘫，6岁才学会走路，在那以前，她总是在院门口爬来爬去。行走对于幼年时代的她非常困难，家人先是给她做了学步车，后来又换成拐棍，再后来终于可以摇摇晃晃地走了。

19岁嫁人，那是一段让她极为痛苦的婚姻，她不顾世人的眼光，走向法院，勇敢地离了婚，重获自由。第一本诗集出版后不久，六十岁的母亲就被查出肺癌晚期，余秀华从未在母亲面前哭过，因为她从来不相信母亲会这样死去……

余秀华的这些经历被导演范俭拍成了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这部作品在素有“纪录片奥斯卡”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中获得了相当于榜眼的评委会特别奖。

关于这部纪录片，有人如此评价：

“余秀华怕风怕水，怕六十岁还没跟尹世平离婚，怕被命运甩下来粉身碎骨；她又不怕脑瘫不怕蜚语，不怕被说成荡妇，不怕背负义无反顾凋残的孤独。她是渔网网住的小鱼，婚姻是网兜，困住她扯淡的人生；她是荷叶的一尾游鱼，诗歌是空气，让她不至于窒息。”

也有人形容她是山沟沟里飞出的一只高唱“女权”的凤凰，先天残疾没有削减她的锐气，反而给了她执着追求爱和性的胆气。她值得我们认识与称道，因为她敢于跟桎梏中国五千年的旧思想抗衡，因为她敢于坚持自己内心最原始的呼唤。

她的诗歌，被诸多歌手谱曲，争相吟唱。其中，最著名的是，她的名篇《我爱你》被民谣歌手钟立风谱曲制作，收入专辑。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余秀华 《我爱你》

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的陆续出版，使余秀华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诗集超过10万册销量的现象级诗人，海子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位诗人进入大众视野，诗歌作为一种小众题材，越来越边缘，越来越圈子化。诗人们往往自费出版诗集，一般印刷500册，送送诗友。

余秀华的走红，让冷寂了多年的诗歌，终于又一次被大家关注，唤起了国内诸多读者的读诗热情。

“我的那些爱情诗，都是在我很痛的时候写出来的。我想，真正能够得到爱情的人，是写不出诗歌来的。我因为爱而不得，所以写了这么多。”

《我们爱过又忘记》是余秀华的第三部诗集，书名取自香港诗人廖伟棠名诗《来生书》中的一句。

为什么要用这句诗做书名？

余秀华说：“谁不是这样呢，爱过，又忘记。人们最擅长的就是喜新厌旧，每个人都会被人忘记也会忘记别人。可我还是希望，有的人，不止是爱过，而且不会忘记。”

诗集收录了余秀华成熟期的经典诗作150余首，这些诗作见证了她从无名到爆红的命运转折，丈量着她从乡村走向广阔天地的蹒跚步履

01

春天回来时

该来的都会来

你我在一个温暖的流域老去了

鱼群从身边流过，我们不认识，却互相知道

它们的身体折射出光芒，如同我们的过去

噢，我们的过去

春天一次次来临我们的身上

嘬出浅浅的窝，埋下的种子没有等到夏天

就被鸟雀翻了出来

但是你一次次原谅这样的意外

并当之以常态来爱

连同这个春天

包裹的悲悯

02

何须多言

至于我们的相遇，我有多种比喻

比如大火席卷麦田

——我把所有收成抵挡给一场虚妄

此刻，一对瓷鹤审视着我：这从我身体出逃的

它们背道而驰

这异乡的夜晚，只有你的名字砸了我的脚跟

我幻想和你重逢，幻想你抱我

却不愿在你的怀抱里重塑金身

我幻想尘世里一百个男人都是你的分身

一个弃我而去

我仅有百分之一的疼

我有耐心疼一百次

直到所有的疼骄傲地站进夜晚，把月光返回半空

你看，我对这虚妄都极尽热爱

对你的爱，何须多言

此刻，窗外蛙声一片

仿佛人间又一个不会欠收之年

03

我叫“楚”

我大家闺秀一般等你来爱我，或者等你为我制毒

我信心满满，月满西楼时临水吹箫

我把信念，书签，写诗的小毫全部藏起来

只留一阶月色，和可有可无的细风

我叫楚，内心一直有着万千河流和大雪覆盖的火山

手里握着四季和已经破碎的物种

我的山河在千年的情感里空明着前朝光泽

小舟逆水来，号子起来，谁的哭声开始诗情画意

我叫楚，头戴凤冠，着霓裳，一舞花飞雨

我的国度在我心里是一张永远的地图

我漫不经心地等你来爱

我随手种下大豆和芝麻

我的土地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生根发芽

你什么时候来都风调雨顺

《摇摇晃晃的人间》

在余秀华登上《朗读者》节目时，主持人董卿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开场：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诗歌是一件极其雅致的事情，甚至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就有这样一位农村女性，长期生活在乡间，身体带有残疾。她却把那泥土中的生长，门墩上的期望，化作了最有力量的诗句。”

很多人把她比作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但她却说，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上天为何厚待于我，我如何有被如此礼遇的资本？我没有。我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唯一的好处，不虚伪。”

有时候非常累，但是说不出累从何来。有时候很倦怠，又提醒自己再坚持一下。

其实，此刻若死，无憾。

附件12：

离婚一年记

余秀华

我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如一个红扑扑的红富士苹果在日子的枝桠上长了出来。基于这个日子，我也会想起结婚的日子，就在明天，也是巧了。

真正的好日子和虚幻的好日子连在一起，生活的嘲讽里也带足了美意。结婚的日子是蓄意选定的，离婚的日子如同随意翻开的一张扑克牌，但是给人安慰。

今天是个晴好的日子，阴郁了好几天的太阳神气活现地出来了，我把洗了好几天的衣服挂到中庭里：四件衣服，三件是别人不愿意穿了送给我的，一件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穿的时候它总往下掉。我现在的衣服足够把它们都淘汰了，但是一直没有。

喜欢把一件东西用到不能用。而婚姻是好多年前就不能用了却偏偏用到如今的一个马桶。

皱巴巴的几件衣服如同四个认识了多年的人同时挂在一条藤萝上，风从后门吹进来，它们互相嫌弃地触碰一下再弹开，好像惹到了对方的晦气。但是如果我把它们穿在身上，它们就是薄薄的一层了，晦气就进入了我的身体里，当然进入到身体里的晦气也就淡了，肌肤对它的包容和劝慰让它们温柔而沉静。

嗯，有风。三级左右的，在后门外面的香樟树上摩擦出响亮的声音。麻雀落得到处都是：屋脊上，烟囱上；屋檐上，院子里也有。

我无法分辨出几天院子里的麻雀是不是昨天的那一只。它们的小眼睛里有温柔而明亮的光，但是不让我盯着看。这时候如果几只小猫滚到院子里，它们就呼啦啦一下子飞上屋檐。

几只小猫有几个月大了，它们大了以后，它们的妈妈就不见了：也许大猫为了躲避它们吃奶的纠缠而躲起来了：它曾经那么爱它们，一点一点舔它们的毛，但是它身体里的奶水供不起已经长大的小猫，无奈的妈妈躲起来了。

乡亲们正在装修刚刚建好的房子。新农村把一个村庄的人全部积聚在这一个地方了，原来好多天看不到的人现在可以天天看到了。时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偶尔传来炮竹的声音，一些人已经搬了进来，一些人还在装修。

我这个寂静了40年的院子从此再不会有那样的寂静了：一个真正乡村的消失是从欢天喜地开始的。

我的前夫也有一套房子在这里，和我家相隔不远。他的房子还没有装修，而且他也没有回家。我们结婚20年，我不知道他是否把我的家当成过他的家，现在我用我的稿费给他买的房子，只是他一个人的了，他应该把它当成家了吧。

当初如果不是父母的一再劝说，我是不会在村里给他买房子的。这个和我相隔几千公里的四川人应该回到几千公里之外去。

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什么梦想，也对生活没有指望。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那就是离婚。这几年的幸运和荣光，最好的事情就是离婚。

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

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

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认真对待生活？当然我也许也不够认真，但是我从此进入了我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是的，我喜欢这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

正午的太阳照到了我的房间里，照到了我的床下边：小白在那里睡觉。小白是一只兔子，春节的时候朋友送给我的，那时候它还是一个小不点，怯生生的。现在它俨然是这个家的主人了：想什么时候出去玩就什么时候出去玩，想什么时候回来睡觉就什么时候回来睡觉。

这就是我简朴的日常生活：没有梦想，没有计划；有时候我会想美国的一个女诗人迪金森，她曾经的日子和我是不差不多？她就是在这样的细碎里和在这样细碎的欢喜里过完一生的？

但是她比我幸运的是她没有20年婚姻，没有因为婚姻而增加对别人和自己的憎恨。但是这一天，这一刻，我也没有一点憎恨，我的心是温热的，平静的，是被上帝原谅过的。

人间有很多不幸，婚姻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有谁也没有办法来终结这不幸。中国人的婚姻从远古开始，就只有单纯的目的：繁衍。但是如果仅仅是繁衍，问题就好解决了。

从人擦燃第一把火开始，人的精神就如同火苗一样上升，人在肢体接触过程里产生了愉悦，这愉悦就是爱情。而繁衍的要求很低，它对爱情几乎没有要求。但是爱情又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

两件无法避免的事情碰撞在一起，悲剧一定产生。

漫长的20年的婚姻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审视它。根深蒂固的门当户对是从哪里说起：经济的？精神的？在相处的过程里两个人成长的步伐？最基本的：身体的，外貌的？

现在我感到婚姻的确需要门当户对，经济是其次，这个可以互补。（爱情不能什么也不干而只是一个摆设）。但是精神的就没有办法互补：两个人都在农田里干活，一个说野花很漂亮，另一个说他自作多情，这就不好办。

我们总是试图调合观念的不一致，这个好像也有办法，因为过日子也不大需要什么观念。那么身体呢？

身体很重要，一个残疾的妻子会让她的丈夫觉得很没面子：当初的新鲜感消失得很快，生活直楞楞地戳到人的面前，不给人喘息的时间。残疾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它带来的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

婚姻是两个人最近距离的相处，没有距离就没有理想。而婚姻是需要理想的。

而理想对谁又不是一种牵绊？有时候对自己和别人的解剖让我不喜欢。但是我不知道生活除了用来产生疑问以外还能干什么。

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某些男人，也许就是甩掉一件旧衣裳。对一个女人，她就是甩掉了一个制度，她呼吸的空气和从前也是不一样的。

至少我是这样。我不知道对这些说一些大而无当的感谢是不是就显得真诚。这个时候阳光只剩下了床上的一小块。

真希望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让我奋不顾身去睡他。

那时候我喜欢的一个男诗人被一个漂亮而年轻的女诗人“挖了墙角”（当然到现在我也无法肯定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也无法肯定我喜欢他的真实性，我悲哀地发现我喜欢的男人都俗不可耐，我更悲哀地发现我无法打破这个咒语）。

我不知道该去埋怨谁，最后还是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丑陋和残疾，这样的循环让我在尘世里悲哀行走：一个个俗不可耐的男人都无法喜欢我，真是失败。

于是另外一个男诗人应运而来。后来我开玩笑说：你看我多么爱你，那么多人问我想睡谁，我都没有把你给抖搂出来。现在想想倒是我对不起他，没让他和我一起出名。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我想睡他也不过说说而已，这感情到后来就不戏谑了，变得很珍贵，现在我是他远方的妹妹，他是我亲人，还没有见面，也不想见面。

我想说的是，到我真正相信他的时候，去睡你那首诗已经火了，可是它真的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包括我自己，我真的很失望。

我真的很希望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让我奋不顾身去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