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写文章的小故事》系列之十二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日子。毛主席筹划在那天要发表一篇文章纪念党的生日。
他把任务交给了胡乔木，并写了“七一”论文的主旨要义。第二天上午，胡乔木将起草文稿一事，交给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廖盖隆办理。循着职业习惯，廖很快写出文章送交胡乔木。据当事人回忆，胡乔木初看不太满意，便交给曾彦修去修改。曾彦修也不得法，无从下手，于是文章直接退回廖，由廖再送胡乔木。
几经“踢皮球”之后，新华社的“笔杆子”们没完成任务。即便拥有“党内一支笔”称号的胡乔木，这次也没有完成任务。
最后，毛主席亲自动笔写出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该文于1949年6月30日由新华社发表，7月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第1版）
按说，这些大秀才、笔杆子起草篇文稿本应不成问题。但却为什么没能成功呢？原因恐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毛主席的意图未能准确领会所致。
由此，不禁生发出一些感想——
一、 搞报道、写文章，领会意图甚为重要。
搞报道、写文章，意图很重要。这是把报道搞好、文章写好的“魂”。
意图，有的来自中央领导同志，有的来自编辑部自身。不管来自哪一个层面，作为记者编辑来说，首要一条就是要很好地学习、领会。
笔者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时，经常遇有传达“意图”的机会。有时内容相对多些，也有时就是一两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评论部人员需要很好地琢磨领会。
记得1976年初秋的一天傍晚，部领导传达中央精神说，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写一篇社论。就这么一句话，但评论部的同志都明白了，要抓生产，要抓经济。于是起草组几个同志在较短时间内就写出了稿子，打样送审后很快通过，第二天就见报了 。
为什么会这么顺利呢？首要一条就是领会中央的意图准确，第二条是平时有这方面的积累。
那时评论部经常有“务虚会”，也叫“神仙会”。大家围绕国事、天下事，畅所欲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看似“闲谈”，其实很有益。久而久之，大家对“领会意图”这个环节都比较熟悉了，一有写稿任务就能用上派场。
二、勤于学习、研究，是关键。
编报纸做媒体，脑子灵、反应快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无它，只有勤于学习、研究，才能奏效。
学习，学什么？学中央的大政方针，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研究，研究什么？研究社会各方面动态、发展和变化。
就笔者所知，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里有不少这样在学习、研究上颇有造诣的人才。他们当中有的人未必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但“圈内人”都知道这些人的才干和能量。
这些同志把学习、研究当成自身工作的任务，每天不用领导布置自己“动起来”：看书籍、阅材料、动脑子、想点子。脑子里经常琢磨点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影响巨大。这篇文稿的起草者就是时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的谭文瑞。当时胡乔木向他布置了任务，他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胡乔木在个别文词上精心修饰后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很快就通过了。
谈及此事，谭文瑞回忆说，这主要得益于平时的学习研究，对中央的精神领会得比较透、比较深啊！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媒体是搞具体工作的，需要那样去做吗？回答是需要的。
媒体工作，与中央领导、中央职能部门确实是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有一点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更好发展。在这方面媒体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媒体内工作有分工，岗位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使命，那就是都要勤于学习、研究。这是应尽之责，也是必尽之责。
如何将这一点做得更好呢？人民日报社原社长杨振武有句话说得好：“站在天安门看问题，站在田埂上找感觉”，这句话道出了媒体人应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将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意图；才能紧密结合实际写出有分量的报道和文章；才能把媒体工作搞得更好、更有声色。
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随时迎接挑战。
现在各个媒体都按下了“快进键”，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大家坚持锤炼“四力”，积极策划报道，奋力媒体融合，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热热闹闹、风生水起。
但也有一些人尚未跟上“趟”，他们疏于学习，懒于采访，写稿更是寥寥。特别是有的人精神状态不是那么振奋，不大动脑子、不大思考问题。这种状况应该引起警醒！
媒体人的精神状态甚为重要。新闻贵新，新闻人就要有发现新、求新、写新的状态。如果年纪轻轻的就老态龙钟，嗅觉迟钝，那就有失于新闻人的品格。在这种状态下，不要说领会上级意图写文章，恐怕连平时写稿子的任务也很难完成。
由此说，媒体人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很重要，只有具备了好的状态，才能不断写出好的作品来！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