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知道,记者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
记者写出的是新闻作品,如消息、通讯、特写、言论等;
而作家写出的则是文学作品,如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等。
然,两者也有不少的共同点:
比如都是与文字打交道;
比如都是以包括人在内的社会生活为写作对象。
那么,从记者角度讲,记者当向作家学点什么呢?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作家深入生活、耐得寂寞,值得学!
也许在有人看来,作家可以虚构,坐在家里写稿就行了。
这是一个片面的看法。
无疑,作家写小说等可以虚构,可以编造情节和故事;也可以一连几个月在家里写稿。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即作家也都是在生活的摸爬滚打出来的。
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作家没有生活的积累,怎么能写出作品呢?
前不久,报告文学《国家温度》的作者蒋巍撰文讲了他深入生活的经历和感悟,看后很感人。
他写道:
2019年9月,为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我背着笔记本电脑一路采访,翻山越岭,进村入户,从陕西而新疆而贵州而上海而黑龙江,几乎绕了全国大半圈,历时10个月。
孤独吗?孤独。采访之后,回到房间,面对孤独的电脑、孤独的台灯,重听采访录音或重温记录,然后投入紧张的写作,经常一整天没人说话。每每到外头小饭店找饭吃时,我特别愿意和周围的人聊天。
10个月,在村寨炕头上收获的那些故事,扶贫干部和乡亲们“一个不能落”的奋战与艰辛,让我沉浸在激情的洪流里。
我的键盘在孤独中日夜砰砰作响,火花四射,敲到感动处我常常泪流满面,敲到幽默处又禁不住放声大笑,有时甚至引来旁人诧异的目光。
像蒋巍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常年深入到生活中,与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汲取写作的营养。作家们这种精神值得记者们学习。

二、 敢于突破瓶颈期,值得学!
作家和记者一样,写作中也会“碰到瓶颈期”:写什么都不顺,怎么写也不满意,想突破一时又找不到出口……
面对这种情况,作家迟子建说:
“碰到瓶颈期也没什么不好。瓶颈是妖娆的障碍啊,能从它颈下爬出来,必定会脱胎换骨的。作家假如有勇气面对有难度的写作的话,就不要怕遭受瓶颈。”
时下有些记者似乎尚未达到迟子建的认识水平。他(她)们在“瓶颈期”苦恼,烦闷,甚至想“不再写了”。其实,这是不必要的。
如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写作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步-提升-发展-困惑-瓶颈-突破-再提升”这几个环节,是必经之路。综观一些名作家的写作轨迹,都是这么艰难“走”过来的。
再说了,文坛上有句老话:“写到生时是熟时”。这“写到生时”就是“碰到瓶颈期”了。熟悉的套路不灵了,常用的手法不新鲜了……这就逼迫你去学习、掌握新的写法。闯过这一关,你就会走出“瓶颈期”,从“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 反复锤炼文字功夫,值得学!
举凡成功作家的语言文字,那都是上乘的。其缘由就在于他(她)们都在语言文字上下过苦功。
叶圣陶先生对文字是精雕细刻的。他曾收到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对他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一句话提出了修改意见:“‘乡亲’……又从船艄头拿出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这句话,应在“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前面加上“盛着”或“装着”之类的字样。
叶老认为这位读者提的对,不仅亲自给这位读者回信,还致书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求再版时加以修改。
老舍先生也是这样,比如他对自己写的长句子反复修改。他说:“我自己写文章,总是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
这些老作家对文字精雕细刻的精神,值得我们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认真学习!
现在有些记者在文字上还需下很大功夫。不要以为自己能写个篇把稿子就飘飘然了,其实还差得远呐!
作家迟子建在谈到文字语言时说,一部小说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成色。语言如果没有个性,缺乏表现力,就成了“说明文”。不管故事多么新奇,小说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如今有些小说尽管故事不错,但语言粗糙平淡,缺乏光彩,你就喜欢不起来。
迟子建这番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写的一些消息、通讯中有没有写“说明文”的情况呢?“语言没有个性,缺乏表现力”的毛病还是存在的!也引起高度警惕并切实改正。
记者向作家学习,不止于以上三个方面,还有不少。记者向作家学习“不丢面”,相反倒是使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了,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为京城媒体人)